我国国有小企业外部董事效率剖析.docVIP

我国国有企业分析* 谭忠游*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610064 摘要：变迁和路径依赖表现出很强的“内部人控制”特征，外部董事制度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外部董事与“内部人”的一致性程度；二者的目标函数越趋于一致，一致性程度越高，企业治理效率越好，反之则治理效率越低。 关键词：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 内部人控制 一致性同意原则 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要举措，是推进和提高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的关键环节，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路径，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外部董事制度的引入，在理论界和实业界掀起深层的影响，掀起了我国对公司治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一）制度演进的原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制度起源、演进的内因和一般原因；制度环境对于制度模式的生成及演进具有强烈的约束作用，是其外因和特殊原因。 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主要有：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着不同要素的重要程度和与此相适应的不同阶级、群体在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最重要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将掌握生产中的控制权；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新的劳动方式，决定社会所有制形式，如个体生产需要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生产社会化推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 制度演进还要受制度环境的外在制约，要考虑到对一国特定国情、历史传统等因素的适应，特别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制定、实施及其效果，会受到相关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因此需注意制度之间的配套与互补。公司治理在各国的演进和模式形成，受制于一国的特殊国情，其有效性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中发挥的有效性。 （二）制度演进的方式和路径依赖 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社会制度的变迁方式包括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是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而强制性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变迁。 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尤其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表现明显，它往往是渐进式的，过程漫长，原有的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方向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有学者形象地称其为“惯性”，这种“惯性”可能是效率的表现也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变革的政治因素。即使是强制性变迁也常常受制于诸如习俗、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规则，有时这种影响程度是巨大的。因此，有理由认为，任何制度变迁方式都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不管这种依赖程度是明显还是不明显，是强还是弱。 （三）制度演进的绩效标准 制度演进的绩效标准主要是生产力标准，有效率的演进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适应生产力要求的演进，使生产达到现有技术水平下的可能性边界；二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演进，激励人的生产性行为，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推动生产力发展。 这两种效率演进可以用下边的模型表示（图2）。假设社会只生产x、y 两种产品，在特定的生产技术下， x 和y 的潜在最高产量组合即生产可能性边界可以用Q0 曲线表示。但由于制度的约束，实际的产量组合可能无法达到Q0，而只能停留在Q1的水平，若新制度可以使实际产量组合达到Q0，则新制度的效率高于旧制度，这是制度适应生产力要求的演进。在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时，若一种制度可以通过激励作用使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展至Q2 的位置，则是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演进。 二、国有企业的按照国有企业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安排，可以将我国国有企业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987年)是松绑、扩权、让利阶段；第二阶段(1987年1992年)是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完善企业经营机制阶段；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第四阶段是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以推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为重点的。 “放权让利”是贯穿于第一、二两个阶段的改革思想，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由政府交回到企业手中，赋予企业经营者更多的自主权。企业治理结构是厂长(经理)负责制，经理是整个企业治理的中心；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制度始于国企改革的第三阶段，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导向，以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公司法》为标志，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企业治理结构。但在此其间，董事长与总经理高度重合使得董事会形同虚设，在实践中表现为强经理层弱董事会。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真正进入制度创新阶段。其间，向全球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管人员及中央企业董事会建设成为最具轰动效应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外部董事制度的建立成为我国国企公司治理的突破性手段而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我国国企改革的前两个阶段，由于放权让利极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