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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 　　 论文 关键词：陈寅恪　文学研究方法　诗史互证 　　论文摘要：探索了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认为可分为四种：诗史互证、多重证据法、 科学 思维法、从文化的视野视察文学，并对此分别加以阐述。 　　陈寅恪学贯中西，博通今古，是20世纪 中国 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他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界影响深远。正是这些融会中西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才使他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一、诗史互证 　　陈寅恪治学最精华的部分之一是文史会通，用文学作品阐述 历史 知识，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这个方法又可称为诗史互证。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可以视为诗史互证法的滥觞，而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宋代的黄宗羲。明清之际，钱谦益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完成了《杜工部诗笺注》，将传统诗史互证正式确定下来。与传统诗歌笺释中注重章句训释、注疏不同，“诗史互证”着力考察、挖掘诗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或从诗中发现历史，这就使诗具有了裨补史阙的功效。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这样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这里，他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钱谦益有直接的继承性。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解读、笺证唐诗的重要方法。如《卖炭翁》的小序说：“苦宫市也。”关于宫市之事，史籍记载很多，陈寅恪择录几条供读者参证。第一条出自：“昌黎先生集外集陆顺宗实录壹”，第二条出自“同集柒顺宗实录贰”，第二条论述宫市最详细。陈寅恪在引录后指出：“此篇所咏，即是此事。退之之史，即乐天诗之注脚也。”确实，结合韩愈的这段历史记载来读自居易的《卖炭翁》，就更能看出该诗高度的真实性。接着，陈寅恪又引《旧唐书·张建封传》一段作为“当日士大夫同恶宫市弊害之事证”，引《容斋续笔》《旧唐书·代宗纪》及《南部新书》有关记载说明“自天宝至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矣。”至此，陈寅恪已为读者勾勒出唐代宫市的基本面貌，这对阅读自居易的《卖炭翁》是大有裨益的。 　　不只唐诗，《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也都是他诗史互证方法的典范之作。他认为，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在正史 这种例子在陈寅格著作中不胜枚举，如《柳如是别传》对钱谦益的评论。钱氏始为东林党魁，后又逢迎马士英、阮大械，南明王朝倾覆时投降清庭，名节有亏，以至于士林史乘有“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的恶评。 　　陈寅格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主张作具体分析，钱谦益的“污点”降清，也是因“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钱谦益、柳如是在南明王朝苟延残喘之际，每天“阮意游晏”，陈寅洛也不否认，但他分析，钱谦益与阮大械同为文学天才，两人也有“气类相近”的一面，且柳如是和阮大械皆能度曲，其中也不乏“赏音知己之意”，不必只以“谦益凯相位”一单一方面来看待。 四、从文化的视野观察文学 文化问题是陈寅格学术视野的重点。他认为要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对 中国 固有的文化、思想、传统采取同情的理解的态度。 陈寅格在《冯友兰中国 哲学 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劈头就提出: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这一命题是针对当时(五四以后)对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的态度而言的。陈寅格认为只有先理解了，才能谈到批判。这实际上概括了今天的研究者对古人的著述所应采取的审慎态度，这种态度贯穿于陈寅格的全部著述之中。 　　陈寅格对韩愈“以文为诗”特点的评析，就鲜明地体现出他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众所周知，韩愈诗歌语言有散文化的倾向，对此，人们通常从韩愈“好奇尚异”的美学追求和重主观抒情这两方面去寻找原因。而陈寅格却能另辟蹊径，提出新说。他认为韩愈尽管攘斥佛教，但也涉猎佛典，其思想体系及文学创作都或显或隐地受到佛教义旨、佛教典籍的影响。就语言表达特点而言： “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揭颂即诗歌两种体裁。两体辞意又往往相符应。考‘长行’之由来，多是改诗为文而成者，故‘长行’乃以诗为文，而揭硕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退之虽不译经揭，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揭，则退之之诗词皆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这段话涉及到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与佛经文体的关系，实际上包含着韩愈的以文为诗受到佛经文体影响这一层意思。 陈寅格的《元白诗笺证稿》还以元镇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史事为例，研究了在士大夫阶级升降过程中道德标准的矛盾状况以及不同士人的不同态度。陈寅格说: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嫂之间际，常呈一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