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元祐党争时期的作用及心态探析.docVIP

论苏辙在元祐党争中的地位及作用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逝世，年幼的哲宗即位，反对变法的高后听政，她实行更化政策，重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罢废新党及新法。之后，旧党内部又分化，彼此之间相互倾轧，造成北宋后期政局的混乱。关于这一时期党争之性质，历来众说纷纭，柳诒徵王夫之曰：“元祐之政，抑有难于覆理者焉。绍圣之所为，反元祐而实效之也。则元祐之所为，矫熙、丰而抑未尝不效之也。呜呼！宋之不乱以亡者几何哉！”更是将宋之灭亡归咎于元祐党争。苏辙是元祐党争的参与者，在元祐党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祐年间，苏辙政治地位青云直上，直至宰执之位。入朝之初，苏辙即除为右司谏，担任皇帝耳目之官，他在《后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其一中写道：“谏草未成眠未稳，始知天上极清凉。”这完全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据统计，苏辙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担任右司谏其间共上奏章74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2篇）。元祐元年九月，苏辙任起居郎，掌记天子言行，十一月升任中书舍人，负责撰拟中书、门下的诏敕，同月又升任户部侍郎，掌国家财政大权，元祐四年，改任吏部侍郎，不久又改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五年，除御史中丞，掌御史台，成为执法之官，元祐六年，升任尚书右丞，掌参议大政，元祐七年，升任门下侍郞。通过苏辙在元祐年间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元祐年间地位逐年上升，可见其在元祐年间受到朝廷的重用，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苏辙历来排斥党争，熙宁四年，在陈州做官时就在《次韵子瞻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孙巨源》一诗中说：“风俗未宁静，朋党争排根。” 《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中有：“今将略其艺文而取其行义，凡科举之法，所以杜请谒而绝情故者，一切尽废，则奔竞朋党之风必扇于下。”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也说：“公乃为《朋党论》以进，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恳恻详尽。”在实际行动中，苏辙也能做到不党不群，忠直为国。 一、排斥新党，反对调停 首先，苏辙主张罢废推行新法的执政大臣。元祐初，虽然启用司马光、吕公著，但变法派大臣如蔡确、章惇、韩缜依然位列宰执，因此苏辙在《乞选用执政状》中具书其奸：“谨按左仆射蔡确，憸佞刻深，以狱吏进，右仆射韩缜，识闇性暴，才疏行污，枢密使章惇，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且说他们“随时翻复，略无愧耻”，因此请求“免罢确、缜二人”。蔡确时任左仆射，是元丰后期新法主要推行者，也是一系列文字狱罗织者，宋史记载他“确善观人主意，与时上下”，当他觉察神宗开始厌恶王安石时，便不顾王安石荐己之恩，“即疏其过以贾直”。及蔡确为相，“屡兴罗织之狱，缙绅士大夫重足而立矣”。“自知制诰为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皆以起狱夺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骂，而确自以为得计也。”韩缜时任右仆射，为人残狠，秦人有“宁逢乳虎，莫逢玉汝（按：韩缜字玉汝）”之语，曾割地以予辽：“至是遣缜往，尽举与之，东西弃地七百里。监察御史里行分宁黄廉叹曰：‘分水画境，失中国险矣。’”苏辙连续上奏章乞黜降韩，先后有《乞罢左右仆射蔡确韩缜状》、《乞黜降韩缜状》、《乞责降韩缜第七状》、《乞责降韩缜第八状》等，具书韩缜罪状，其罪状有忘君徇己、不忠不孝、才质凡鄙，性气粗暴、割地卖国等，最后在御使中丞刘挚、谏官孙觉、苏辙、王觌等人的弹劾下“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相对于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地位要低一些，且与苏辙兄弟有交往，哲宗即位后，“惇与蔡确矫唱定策功确罢，惇不自安，乃驳司马光所更役法”，有取于免役之法，与苏辙所议相似，但苏辙认为他此举不过是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同时刘挚、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黜知汝州。 苏辙是弹击吕惠卿之第一人。当时“惠卿见正人汇进，知不容于时，恳求散地”，或许正是因为他这种自我流放之行为，使旧党对他放松了警惕，苏辙在《乞诛窜吕惠卿状》中说：“然近日言事之官，论奏奸邪至于邓绾、李定之徒，微细毕举，而不及惠卿”，可见，当时尚无人言及吕惠卿，他认为其原因不过是“盖其凶悍猜忍如蝮蝎，万一复用，睚眦必报，是以言者未肯轻发”。又条奏其奸曰“怀张汤之辨诈，兼卢杞之奸凶，诡变多端，敢行非度，见利忘义，黩货无厌”。并且将青苗、助役法之创立归罪于他，建手实簿法，使得“尺椽寸土，检括无遗，鸡豚狗彘，抄札殆遍”，其在延安，“坏乱边政，至今为患”，“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但“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凡此种种，“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其弹词颇为激烈。苏辙又有《再乞罪吕惠卿状》、《论吕惠卿第三状》请求将其“投之四裔，以御魑魅”。 《苏颍滨年表》记载 “辛亥，再责惠卿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中书舍人苏轼当制，备载其罪于训词，天下传讼称快焉。 苏辙在对一些奸佞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