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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子》研究中援墨注儒现象　　摘要：春秋战国，儒墨颉颃，百家争鸣。即使是在《墨子》兴盛一时的战国，《墨子》研究亦未完全脱离援墨注儒的藩篱。儒学为宗，《墨子》绝而不息，牢固的儒家正统观念更使得后世的《墨子》研究者很难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以致于后世学者立足儒家学说，看墨必提儒、说墨必比儒，赞墨必赞儒。　　关键词：《墨子》；援墨注儒；儒墨关系　　《墨子》研究，渊源流长。李光辉认为，关于《墨子》的评说及研究在战国就开始了[1]。豪舍尓说：“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2]按照这种方法论的要求，我们即可以逐一离析出《墨子》研究的核心观念，并与一个时期社会与文学的发展历程相互印照。援墨注儒现象即为清以前《墨子》研究的主要特色。战国至秦汉间的《墨子》取舍　　春秋以降，大道废弛，诸侯以百姓为刍狗。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士民阶层形成。剧烈的社会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各种学派纷纷出现。各派各家都著书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儒、道、墨、法、阴阳、名、兵、农、杂、纵横各家在战国可谓争奇斗艳，百家争鸣。　　墨家致力于民之倒悬，安顿惶惶人心，弘其道而忘其身。由于年代久远，战国时期，研究《墨子》的著作除了仅有的鲁胜《墨辩注》已亡佚外，专门著作鲜见纸端，只是散见于诸子散文（包括序跋）中。这一时期，赞墨者少，且浅尝则止，多为零碎的议论，《墨子》研究处于沉寂之中。熊铁基指出，汉初道家由批判儒墨变成了“兼儒墨，合名法”[3]。可见，诸子之间虽然各取所需、各施其长，但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密不可分。《汉书·艺文志》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但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孟子虽对墨子的做人立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却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墨家的主张嗤之以鼻，认为墨家所谓主张“兼爱”即为“无父”，为“禽兽也”。荀子更是对《墨子》不屑一顾。《荀子·非十二子》中认为“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简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铏也。”反对墨子“僈等差”（《王霸》），“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　　反对墨家“自为之然后可”，《天论》攻击墨家“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解蔽》反对墨家“蔽于用而不知文”，《富国》篇则批判“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认为“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对墨家非乐的主张进行专门批驳；又如《韩非子·显学》评说儒墨术等流派及儒墨丧葬之说优劣等；解释建立在对墨家相关学说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因这些观点都出于援墨注儒的立场，故这些学说往往从儒家角度评述墨子及墨家，或只为一定目的“执其一端”，这种立场和方法客观上更加深了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也从侧面显示了诸子百家对墨家思想及其社会作用研究不足，说明墨家当时已开始游离于正统思想之外。《史记》言墨家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4]。《墨子》尚武任侠，讲信重义。秦汉社会，此风尤盛。有学者认为，无论是靠武力征服六国的秦国，还是高祖以武力定天下的汉初，朝中重臣亦皆是行伍出身，全社会弥漫着尚武习气。即便是文人，也是“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4]秦的高压文化政策并未阻止墨家的发展及传播。　　秦短祚而亡，诸子俱损，援墨注儒虽无从谈起，但《墨子》却在各种学说中变相传播。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尸骨未寒，儒术即被汉儒推为至尊，汉初“除挟书令”（《汉书·惠帝纪》），又“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义集论，著书数十篇。”（《盐铁论·晃错篇》）从汉初景象即可看出，《墨子》在民间仍薪火相传，不仅没中断，且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时指出“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足以证明《墨子》及墨家作为汉代六大学术之一的重要性。贾谊在《过秦论》中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贤”，秦后首次将孔墨并称，可知，《墨子》在汉初学术流变中实际上是在其他学派体系中实行了思想流传，与其他学说共同构造了汉初的主流思想，其实是《墨子》的变相发展。正如蒙文通所指出的那样：“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于墨……儒家之义，莫重于明堂。班固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清庙者即明堂也。知明堂之说，创于墨家而儒者因之。凡儒者言禅让，言议政，言选举学校，莫不归本于明堂，其为本墨家以为说，不可诬也。墨家非乐，而六艺佚《乐经》墨以孝视天下，而儒者于汉独尊《孝经》，是皆秦汉之儒，取于墨家之迹，斯今文说者实兼墨家之义。”[5]此种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