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锡强做儿科医生是很快乐事.doc

杨锡强：做儿科医生是很快乐的事 他是国内儿童免疫学领域的开创者，主持创建了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免疫实验室，和同事们一起就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发病机理、诊治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是我国儿科医学教育事业的推动者。上世纪90年代初，他率先在我国儿科领域力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他培养的年轻人，不少现在已是我国儿科领域的中坚力量。 做儿科医生50多年，他摸索出了一套与患儿打交道的“法门”，胸前听诊器上那个挂了几十年的毛绒玩具是他的“秘密武器”。和孩子们在一起，他很快乐，而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看到自己诊治的孩子们得以健康成长。 年近八旬的杨锡强现在每周还坚持出两次门诊。每次出诊，他仍是像年轻时一样，不到8点钟，就到诊室做好接诊准备，并不忘在胸前听诊器上挂上一只憨态可掬的毛绒小考拉，然后，以最佳的状态迎接他的患儿小朋友。 “如果不能从事军工建设，那就在医学领域跟疾病打一辈子仗” 回首53年的从医生涯，杨锡强笑言，当年选择当医生极富戏剧性。 新中国建立之初，大多数男孩子梦想着保家卫国，希望从事与军工有关的职业，正处在高考冲刺阶段的山城小伙杨锡强也把志愿瞄准了军工类学校。但体检结果显示他的身体状况不符合报考军工学校的条件。 军工梦破碎后，杨锡强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方向。在一场校园宣讲会上，他得知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是从上海医学院全迁而来，技术水平全国一流。“如果不能从事军工建设保家卫国，那就在医学领域建功立业，跟疾病打一辈子仗。”在填报志愿时，杨锡强义无反顾地把3个志愿全部填为重庆医学院儿科系。 1956年，杨锡强顺利考入重庆医学院，成为儿科系的首批新生。大三时，杨锡强下乡参加巡回医疗，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防治血吸虫、丝虫病，他和同学们深入田间地头，采集标本、参与治疗。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没有吓倒自幼生活条件优渥的杨锡强，但有时看着患者生命渐渐消亡自己却束手无策，他倍感沮丧。 “当时，有一位农村妇女患有严重哮喘，她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眼神中充满着对生命的渴望。慢慢地，她的手没了力气。”尽管事隔多年，当时的情景，杨锡强仍记忆犹新。从那时起，尽力去帮助病人解除病痛的职业理想深深刻在了他的心中。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多依靠苏联支持，学校所设外语课都是俄语。但杨锡强注意到很多医学文献都是英文编著的，就偷偷地学习英文。他从外文书店买来英文唱片，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把唱片机音量调到最低偷偷地听，不幸还是被发现，有人上报说他收听敌台，好在事情很快就查明。1961年，杨锡强以优异的成绩成为重医儿科系首批毕业生并留在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既懂英文又懂专业的杨锡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选派的第一批访问学者，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儿科免疫学室进修一年。 当时国门初开，对于出身金融世家、亲友多在海外的杨锡强而言，若留在国外发展也并不令人意外。但他牢记父亲“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中国”的嘱托，没有丝毫犹豫，如期归国。 “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我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治好” 在国外进修期间，杨锡强目睹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患者只需规律地使用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IVIG）就能和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许多患者经过骨髓移植治疗得以痊愈。学成归国的杨锡强也希望能把国际最先进的儿科免疫学理念带回中国，但起步并不顺利。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属于与遗传相关的少见病，常发生在婴幼儿，严重威胁生命。虽然杨锡强申报的关于开展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研究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获得批准，研究路线也并无修改，但评审专家组建议他不要搞原发性免疫缺陷病，而是改攻发病率更高的继发性免疫缺陷病。因为原发性免疫缺陷病治疗的前提是要靠基因检测进行明确诊断，但当时国内要完成基因诊断还非常困难。“这就好像跟人讲鬼故事，说鬼来了，可鬼究竟长什么样，没有人见过。”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发病率约为1/5000，包括200多种疾病。由于诊断不清，不少患儿病情延误不治。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杨锡强主持创建了重医儿童医院免疫实验室，和同事们一起就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发病机理、诊治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IVIG是治疗PID的重要药物，30年前我国尚不能自行生产规范的IVIG制剂，杨锡强四方打听，得知成都生物制品所刚从澳洲留学回国的王玉正在研究，便主动联系对方。为了加快研制进程，他亲自赶往成都王玉的家中，和他一起讨论IVIG的研制。两人因此成了忘年之交。随后，他参与了我国多家生物制品所IVIG的I期临床验证。如今，国产IVIG不但能满足国内临床的需求，还远销国外。 来自广西的两岁患儿小李是一个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