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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菊儿胡同改造 危改住宅合作社的尝试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 2009-08-06 作者: 　　▲菊儿胡同41号院改造采用一种三层小楼的新四合院模式，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其高度恰到好处，从胡同口看不出有楼。 俯视菊儿胡同41号院。屋顶长着青苔的灰瓦，以及院内的花架、石桌凳看起来有些像南方住宅的风格。 一位外国住户买完菜走进院子。菊儿胡同41号院在国外名声很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青睐于在此租房住。 　　交道口南，这一片属于元大都规划中最早建设的街坊———昭回靖恭坊的一部分，与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大街一街之隔的菊儿胡同是东西走向，从胡同口远眺，看不到中间部位躲藏着一些三层小楼，爬山虎缠绕整个墙壁、窗口。 　　20年过去了，在这个多雨的北京夏天，古树还在，屋顶有野草摇摆，青苔晕染墙角。经过胡同口的公车视频上，不断闪回一个有奖问答：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京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了几倍？答案有：A.1倍；B.2倍；C.3倍。 　　菊儿胡同试验田 　　1993年10月4日，世界住房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因为菊儿胡同改造，两院院士、城市与规划设计师吴良镛在接受“世界人居奖”时致答谢辞：这项大奖颁发给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中国数以百计的重要历史名城中，一次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创造一种社会住宅。不仅满足现代生活舒适的要求，还要使之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在居住问题上，再也不能承受繁重的、无休止的专断、争论及会议，现在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数以百计的重要历史名城”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城如何改造，方案在三十年前就已经酝酿。吴良镛称，从1978年开始，北京市旧城整治开始研究方案。在1979年对什刹海规划方案的研究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居住区整治的“有机更新”和“新四合院”住宅设计方案的思路。十年后，这个方案选择了菊儿胡同作为试验标本。1989年，这个试验的具体落脚点定在了菊儿胡同41号院。 　　为什么选择菊儿胡同41号院，居住在此的老人介绍，这里本来是一座寺庙，叫“弘德禅院”。日军曾在这里驻军，解放后，沦为大杂院，一共有24户居民。当时的情况是：三分之二的家庭室内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典型的危、积、漏地区。东城区规划局工作人员姜志强介绍，当时菊儿胡同地势低洼，一下雨这里就是汪洋恶臭，住在这里的居民迫不及待等着被改造。 　　之后，东城区政府找到了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吴良镛带领学生在1987年开始了调研。在施工图阶段，“对这个2760多平方米、仅收一万元设计费用的小工程，一般设计院是看不上眼的，并且建筑结构、设备、室内外工程特别复杂，地下工程现状弄不清楚，工程虽小，难度不小，完全因为‘改造危旧房，社会效益大’，图纸竟出到95张”。用吴良镛的话说，就是“杀鸡用牛刀”。 　　95张图纸中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一种新四合院的模式。一方面是从宫殿王府建筑群里汲取灵感，并列的两座院落中形成长夹道，另一方面参照了苏州宅第中的“备弄”(又称壁弄)串院落群，夹道和备弄就构建起“交通干线”的作用。现在走进41号院，配合花架、坐凳的生活情趣和阁楼变化的韵律，看着像南方水城的格局。如今住在41号院的李槿称，来参观的人也都这么说。 　　三层小楼的新四合院，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即使是作为北京市旧城改造的试验田，吴良镛记得，规划设计方案也被各个部门审查了六七遍才通过。姜志强称，“当时南锣鼓巷一带已被列入旧城四合院保护区的范围，旧城改造限高9米，盖高了会对鼓楼的中轴线有破坏，但菊儿胡同改造恰到好处，胡同口看不出有楼，尺度感好，形成了视觉走廊。” 　　希望居民参与住宅合作社 　　二十年之后，菊儿胡同的白墙黑瓦已经斑驳，“现在来看，重要的不是改造的建筑形式本身，而是过程中对发挥各方力量的‘住宅合作社’模式的倡导。”吴良镛称，菊儿胡同41号院改造也是当时北京市第一个组织危房改建的住宅合作社。具体内容包括：当时在房价方面，每平米建筑面积的造价，住户筹措交纳350元，工作单位补贴250元，其余由国家扶持，如果没有单位补贴，采用低息贷款的办法，购得后房产使用权为住户所有，5年后可以转让。 　　“当时希望居民都参加到住宅合作社中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很可惜的是，没有坚持下来。”吴良镛提及此事仍很遗憾，在他看来，“让居民自觉修缮旧房，是最经济、最有效、最理想的解决危房问题及风貌保护问题的办法。危房改造工作必须从过去以开发为主体转变为以居民为主体，应制定合理的政策，提倡居民参与小规模整治。”他说，“将来要解决住房问题也有赖于一种民主制度的建立。”而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福利分房制度还在，很多人习惯了交房租，手里钱不多，也没有买商品房的概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大潮已势不可挡，旧城改造限制多，这显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