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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司治理结构案例 案例一 只有董事长一人 参加的股东大会 从小到大，不知参加了多少会议，却从未参加过一人会议，不要说参加，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然而，一个人开会的咄咄怪事，却在我国股市发生了。2000年9月11日，在一家名为“伊煤B”的上市公司所举行的股东会议上，出席的股东就只有1人，创下中国股市（恐怕也是世界股市）股东会议人数的最低记录。 别看股东只有一个，代表的股权却不少，原来出席者就是公司国有股股东伊煤集团，代表股权20000万股，占总股本的54.64％，因此会议“总表决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1/2，“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当然，参加 股东会议的自然人远不止1人，包括9名董事、7名监事，还有鉴证律师，全部到会，因此，会议还是开得像模像样。在唯一的一名股东，也就是现任董事长代表国有股投票时，照样有“一致推举”的一名股东代表（又是董事长，因为除他之外谁也没有资格）、两名监事，担任投票表决的监票和清理工作，自己投票，自己监票，相信又是世界会议史的吉尼斯记录。当然，所有议程都是“一言堂”、“一致通过”。闭起眼睛一想这一切就像是一部讽刺小说。 伊煤B的这次“股东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一项是给予董事每人每月1000元津贴，给予监事每人每月600元津贴，自己开会给自己津贴，当然无异议；第二项是审议董事会及高管人员年薪报酬的议案，包括基础报酬和效益报酬，也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和发放方式，毫无疑问，也是百分之百股权一致同意。相信这两项议程在一个月前董事会开会时已 做过认真的讨论，递交股东会议审议只是走走形式而已，谁知一切形式都摆好了，内容只是重复一遍，真可谓“形式”到家了。 伊煤B自1997年8月上市以来，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从来就没有超过10人，尽管据1999年年报披露股东人数也有4000多人。如1998年股东年会，出席股东5人，1999年股东年会出席股东3人，这次干脆少到不能再少的1人！显然，公众股东对明知一切都由大股东说了算，自己只有充当摆设的角色，已彻底不感兴趣了。事实上，公司1997年上市时，当年净利润还有1.13亿元；上市后的第二年，便迅速滑落到2112万元，下降81％；第三年，再降61％，滑落至650万元；第四年，即2000年中期，又同比下降58％；每股收益从上市那年的0.31元，如自由落体般地跌至0.01元。所有这一切，再股东会议公告中从未见股东们说过什么，说到底，公众股东除了出资之外，压根儿没有任何权利，这样的股东会议，还有自己掏钱到内蒙古“一切自理”，谁会有兴趣参加？ 讨论问题： 1，伊煤B的股东权益能否得到维护？应该如何改进？ 2，伊煤B出现这种股东大会的根源何在？ 案例二：“花瓶”独立董事： 状告监管机构 “郑百文事件”作为中国股市的标志性事件曾给出了太多悬念—虚假上市、虚增利润、信达收购、三联过户。其独立董事状告证监会也引发了对独立董事制度的第一次全面思考。 郑百文弄虚作假事件被媒体披露后，2001年9月27日，中国证监会做出决定：对郑百文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分别处以30万元和20万元罚款；对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全部董事处以10万元罚款。这在我国证券市场开了先河，使得我国独立董事的尴尬处境被凸显放大：一方面可能成为“摆设”，另一方面又因“摆设”而被市场“打板子”。 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该公司独立董事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了行政复议，要求免除罚款。证监会却做出维持原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认为独立董事应当对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有关上市申报材料、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能以不在公司任职、不参加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不领取工资报酬或津贴等理由主张减免处罚。之后，该独立董事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证监会被以“超过法定诉讼期限”为由驳回。该独立董事不服，提出上诉。法院却做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在这起案件中，该独立董事不服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主要理由就是对于自己在郑百文公司“董事”身份的认定。中国证监会认定其担任的是董事，应该对郑百文公司违规行为承担直接责任的董事。该独立董事则一再宣称自己实际担任的是完全独立于公司管理层、不参加经营管理、不拿任何报酬的“独立董事”、“花瓶董事”。 案例三：上海船用设备公司： 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失衡 上海船用设备公司有14个事业部，每个事业部分别从事23个船用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给公司对各个事业部采用利润分成的方式，激励各个事业部的发展，分成比例在最后阶段达到50％，而同时关于业务管理等的各项制度却非常粗略，合同管理、生产管理、采购管理等方面均缺乏实质性的约束，属于典型的“强激励、弱约束”组合模式。后来随着各事业不越来越熟悉了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