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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论”的再质疑 张馨的《应从市场经济的基点看待公共财政问题》这篇“答文”(以下简称张文)及其最近出版的《公共财政论纲》一书，从我们的“质疑文章”(张教授称之为“赵郭文”)中择出的个别词句提出反驳，似乎脱离了我们原文的整体意思，故我们有必要予以澄清，并就此再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对张馨提出问题的简要回答 1．“赵郭文将国家多层次化的用意，却似乎是回避市场经济这一最基本的问题”。 可是，我们在《“公共财政论”质疑》一文的开篇就说，“既然公共财政论借鉴的是西方财政学，那么，我们就从西方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及其发展来分析公共财政论”。而且，我们的“国家多层次化”，只是对西方学者的“国家经济作用”“国家观”的概括，况且文中明确指出是“从市场的自我调整速度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划分国家层次，难道这是“回避市场经济”吗? 张教授在《公共财政论纲》一书的开篇给出的“公共财政”定义，令我们不知所云：“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从这句话来看，“为市场提供”，是否可以理解为“为满足市场需要而提供”；而市场需要就是私人需要，“公共财政”怎么又变成了满足“私人需要”的财政?在我们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可以表述为：为社会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满足)或提供(满足)不足的共用品和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 2．“赵郭文通过只能提共用而不准提公共二字，来作为否定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依据。” 我们在全文未曾说“只能提共用而不准提公共”；我们只是用“共用”来界定“goods”(物品和服务)，从未用“共用”来界定财政。更何况以“共用”或“公共”二字作为肯定或否定“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依据”也未免太表面化和简单化了。 3．“公共产品一词，赵郭文认为是错误的。” 我们未曾说“公共产品”这个译名是错误的，“所谓共用品(public goods，公共财政论者把它译为公共产品)是指……”。可见，从我们的意思来看，是翻译为“共用品”还是“公共产品”，并无多大本质差异。 其实，对“public goods”译名的选择取决于译者对此概念的理解和偏好。我们的译名“共用品”来自张五常的《卖桔者言》，他的阐述简短而精辟。不过，我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把“共用品”改译为“公益品”，因为在近年来的英文经济学文献中，越来越多地把“public good”与“public goods”混用，而前者可翻译为“公共的利益”，正是汉语中“公益”一词的解释，从而演义为“公益品”。实际上，我们对“public goods(good)”的译名的改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公共物品→共用品→公益品，体现了我们对“public goods(good)”概念的不断思考的结果。 4．“赵郭文还指出，共用品(即公共产品)国家是国家经济作用的最低层次的国家观，是盛行于经济自由主义时期的国家观，而政府干预否定了公共产品论，从而也否定了公共财政论。这种将公共产品论视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看法是错误的。” 谁都知道，在数学上，有些逆定理是不存在的，张教授就是在上述这句话中作了错误的逆推断。我们说共用品国家是“国家经济作用”的最低层次的国家观，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共用品理论是一种政府干预理论，而且也一直赞同张五常教授的这种判断，即“在支持政府干预的各种理论中，共用品最湛深”，只是认为它界定的政府干预的领域比较窄。我们没有犯“政府干预否定了公共产品论”这种逻辑错误，而恰恰相反，站在中国市场经济角度否定的是把全部生命托付给“公共产品论”的“公共财政”，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财政论”只能为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里起干预作用奠定理论基础。 5．“赵郭文关于大多数学者以共用品概念界定国家的经济作用最终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由于私人单位间的竞争会产生最适结果，因此，公共提供应当保持在最低程度的说法是不正确的：(1)如果说公共产品国家仅是自由放任的国家，为什么公共产品论不产生于自由放任时期的英美国家?为什么公共产品论开始对美英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反而是在西方政府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的60年代?(2)为什么以公共产品论在核心理论的当代西方财政学，仍然可以包含政府干预公平和稳定的内容?” 我们对这三个连续的问题也相应地作出回答。(1)如前所述，共用品国家观是一种从国家的经济作用角度来看的国家学说，是后人 一种总结，不可能产生在当时的社会；就像人们把社会形态区别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而当时处于原始社会的人不可能提出他们的社会正”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一样。(2)共用品理论的提出以及受到重视之所以出现在西方政府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的60年代，正是因为当时的西方政府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遭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