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是——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docVIP

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 [摘要]《大分流》的研究风格，不同于我们“ 政治 经济 学 色彩浓厚的“ 社会 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且有某种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但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 总结 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验 材料 ，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提升经济史理论水平的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关键词]《大分流》，经济史，问题意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有越来越走向细密化的趋势．它作为学术深入与学科成熟的体现，是合理的，应该为之高兴。但我以为其中也不无隐忧．比较明显的一点，便是在对“史学宏大叙事”疏离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对理论淡漠的 心理 ，并有可能导致对整体 历史 理解热情的消退．我对前此魏德曼发出的警戒颇有同感，史学“意义”的淡出，很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史学社会责任感的冷却，以及史学的淡出“社会”．正是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应该感谢彭慕兰的《大分流》，包括前此 翻译 出版的弗兰克《白银资本》。因为两书都强烈刺激着中国史学工作者，重燃起了关注理论争论与整体历史评价的热情。 平允而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的失衡表现得相对不算典型．但，它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挑战：当“宏大叙事”已经扩展到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比较研究之时，我们在衡定和检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时，需要继续做出哪些改善和努力，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品位? 假若《大分流》对我们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决不止只是对17—18世纪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经济的历史比较给出新的视角，或对明清江南经济给予了高得有些意外的好评．正如一些国内学者多次向读者申论的那样，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有一种理念的革新，即是对既有研究“理论范式”——欧洲中心主义的“颠覆”(我个人认为用“震撼”一词或许更好些)。 这种外来的震撼，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如果回溯一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生、发展的历程，就比较容易体会，冲击并非仅仅限于若干个评估数据或发展水平高低的分歧上，而是直接指向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乃至研究的理论支撑。 “全球化”的视野，在中国始于何时？目前仍在争论。但无疑义的， 中国经济 史学科的创建，大约不会早于上一世纪的30年代．敦促它诞生的社会动因，就是在当时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寻求“中国向何处去”而展开的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发展历程的比较。在经济史尚处于襁褓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估，论战各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无一例外，都是从比照欧洲历史的角度去立论的。争论各方都接受了由欧洲输入的社会理论，包括社会变革的方向，也离不开激进与保守对峙的欧洲历史背影．率直地说，我们经济史研究的主流，一开始就是用政治经济学而非单纯的经济学眼光去考察、评估经济事实的，它们是“社会经济史”，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 《大分流》的研究风格，很不同于我们“政治经济学”色彩浓厚的“社会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数据的处理更是占了相当篇幅；虽没有明言，但主张去“社会科学化”的隐喻，也是感觉得到的。《大分流》通过纵横捭阖的正反论证，强调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有什么制度或政治、 文化 上的先天优势，因为经济的发展总究是要依赖于 地理 环境 、资源(特别是能源)、 人口 、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结合，而经济发展根本性的突破，更是仰赖于旧的组合能否有新的要素参与，以及新的组合能否摆脱旧有的危机陷阱(如人口、资源的发展瓶颈，或曰：“斯密动力”)。在这里，突破的机率很小，也很偶然。英格兰19世纪之所以能率先实现经济的历史大转折，煤资源的地理有利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在作者看来，美洲的发现，美洲、非洲资源的补偿性替代，才是帮助西欧跳出“斯密动力”峡谷的关键之关键。因此，西欧的领先一步，与其说是必然的，毋宁说是借助“全球化”的机遇而侥幸取胜。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偏差的话，《大分流》要实践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向：经济史的分析，必须摆脱旧社会理论的规范，给经济分析以独立的位置，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过去我们熟悉的理念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并决定了这种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限度。社会经济每次重大突破，必须依赖于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欧洲经济的领先开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并由欧洲历史内在的“制度优越”先天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