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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应用的成本节约：不同行业的比较 　　　　一、企业边界的确定 溯自科斯的交易 成本 理论认为，企业与 市场 是相互替代的治理机制，一项 经济 活 动究竟应该交由市场还是企业去完成，取决于两者的效率比较（科斯，1937）。运用 市场这种治理机制会产生交易成本，而运用企业这种治理机制则会带来协调成本。哪 种机制所花费的成本较少，活动就应该由其来完成。通过这种比较，企业的最优边界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得到了确定，即在利用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利用企业协调的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上 。这一结论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则体现为“购买还是制造”（to buy or to make）的 决策（张维迎，1995）——为了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企业必须考虑哪些投入要素应该 由自己生产，哪些又应该从外部供应商那里去购买。这种决策决定了现实中企业的边 界（注：更确切的说是决定了企业的纵向边界。企业还存在横向边界，它是由企业的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决定的，对它的研究并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决策的依据 则是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和生产成本这三者比较。当外部采购的成本（含交易成本和 生产成本）高于内部制造的成本（含协调成本和生产成本）时，企业就会采用内部制 造的方式，导致边界扩大；反之，企业的边界就会缩小（Williamson，1975）。在通 常情况下，外部供应商的生产成本要小于企业内的生产成本，这是由供应商的专业化 生产以及规模经济的优势所决定的（Afuah，2003）。然而，交易成本理论更为关注 的是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协调成本的比较。 交易成本的主要来源是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资产的专用性（Williams on，1975，1985）。首先，如果企业是从外部供应商那里购买投入要素，则它将与供 应商进入契约关系，对有关的事项进行谈判。但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双方所签订的 契约必然是不完备的，因此在契约的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事先未指明的状态 进行重新谈判。这一现实就为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合约的每一方都有积极性通过隐藏信息（逆向选择）和隐藏行动（ 道德 风险）的行 为来欺骗对方以获取自身利益。契约过程中如果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 为，则会导致极高的交易成本（如监督履约的成本、进行 法律 诉讼的成本等）。与之 相比，企业组织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在企业内部， 行政 命令和权威取代了法律， 成为保证契约执行和解决契约纠纷的有效手段，并通过激励机制的作用，使契约双方 的目标相一致，从而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减轻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有效地节 约了交易成本。 其次，当契约中包含着专用性资产时，交易所发生的费用将会增加。所谓资产的 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 程度，它表现为特殊地点资产的专用性，特殊实物资产的专用性和特殊 人力 资本的专 用性等三个方面（Williamson，1985）。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其用于其他用途或 被其他人使用的价值就越低。契约各方会利用资产专用性产生的“捆绑”效应进行“ 敲竹杠”行为，以最大化地攫取利益。当双方能够在事先理性地预期到这种行为时， 将会减少对合约的专用性资产的 投资 ，以防止被对方“套牢”（lock-in）。而这种 做法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契约双方的投资不足，从而导致效率的损失以及监督、谈 判等费用的大幅上升。在通常情况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将 市场短期契约变为企业内部的长期契约以节约交易成本，从而保证其边界的有效性。 利用企业组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协调成本的上升。企业的 内部协调成本包括代理成本和决策信息成本（Gurbaxani and Whang，1991）。根据 委托——代理理论，企业可以看成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阿尔钦和 登姆塞茨，1972）。委托人依据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通过签订相关的契约向代理 人指派工作。但是代理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其工作可能和委托人的设想不 尽一致，工作效果也未如预期。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有股东——经理人、经理人 ——企业员工等。由于委托和代理双方目标差异而产生的成本，就是代理成本，它具 体表现为监控成本、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詹森和梅克林，1976）。监控成本是指委 托人为了确保代理人如预期般工作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雇人监督），保证成本是代 理人为了使委托人确信他如预期般工作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经常汇报），剩余损失 则是指企业完全由委托人经营时的收益与交由代理人经营时的收益的差额。 决策信息成本是构成企业内部协调成本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它包含信息处理成本 和因信息质量低下引致的机会成本（Gurbaxani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