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互是助合作组织变迁的历史考察.docVIP

共和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变迁的历史考察 提要：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 经济 学 理论 认为，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1] 。在中国， 历史 发展的事实表明，共和国成立后 农村 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微观经济组织的制度演变，实质上根源于共和国成立前的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实践。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共和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各个发展时期，互助合作组织变迁的历史轨迹，重点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这种组织制度变迁的制度绩效与历史特征。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关键词：互助合作组织 诱致性制度变迁 制度绩效 制度特征 对共和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变迁问题学术界有过探讨，如冯开文的《建国前农村合作组织低效率的原因探讨》、邢乐勤的《新 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共 农业 互助合作运动的实践与理论》等文[2] ，对互助合作运动的原因、历史过程及中共领导人的互助合作理论作了分析。本文的研究虽然也要涉及到这些问题，但其主要目的是尝试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互助合作组织变迁的制度绩效与特征，以便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期盼得到同行专家的指正。 一、 革命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的兴起、发展与变迁 二、 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革命根据地所在区域一般都是穷乡僻壤、土地贫瘠的山区，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加上战争的频繁，劳动力短缺和生产工具特别是耕牛的缺乏就成为根据地农业生产发展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解决农业生产两大困难的途径就是开展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方式是组织农民，成立劳动互助社（最初称“耕田队”）；针对耕牛不足的困难则是组织农民成立犁牛合作社。 被毛泽东称为苏区劳动互助社发源地的福建闽西根据地上杭县才溪乡劳动合作社是在1931年成立的，它最初的名称就是耕田队。耕田队是才溪乡农民参照和利用农村传统的换工习惯，于1930年组织起来的，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大家自愿报名。1931年夏，才溪乡以村为范围的耕田队，扩大成为以乡为范围的劳动互助社。成立劳动互助社的目的仍然是调剂劳力余缺。为了解决农民之间耕牛短缺的问题，才溪乡还成立了犁牛合作社。 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根据地互助合作组织发展较快的时期是1933年、1934年。虽然互助合作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但此时数量逐渐增多，效果也相应更加明显。促成这一时期农村互助合作取得较大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华苏维埃有关《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1933年）、《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1933年3月），以及《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1933年4月15日）的相继出台。二是1934年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毛泽东对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强调“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事”[1]（PP130-132）[3]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 指导 下，互助合作组织在苏区得到迅速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是在1943年后开始的，而促成抗日解放区互助合作组织取得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毛泽东有关互助合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由于日寇的加紧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了广辟财源支援战争，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 财政 问题》和《论合作社》的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3年1月《解放日报》发表《把劳动力组织起来》的重要社论指出，“经验证明，互助的集体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节省劳动力，集体劳动强过单独劳动”[2][4] 。由于中央政府的提倡，解放区的互助合作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普遍发展的阶段。为了进一步指导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发展互助合作事业，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报告，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报告中对农民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前景作了良好的预期，要改变农民个体经济的落后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这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3]（P931）[5] 。正是在毛泽东一系列有关指示的引导下，根据地的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建立和发展起来。1943年陕甘宁边区春耕期间有10%—15%，在夏耘期间有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