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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全球化的阻力 　　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区域化热潮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到20世纪末，全球共有各种区域性政治、经济或政治经济合二为一的组织近200个，仅在WTO注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就达170个（李向阳，2002）。许多人将区域化看做是全球化的基础，认为区域化有利于区域内部的合作与交流，为全球化奠定合作的基础。然而，进一步分析全球各国区域合作的动因和效应，不难发现，区域化未必能真正推动全球化合作，恰恰相反，区域化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阻力。 　　　　一、区域化的动机 　　从全球各区域性组织形成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因素分析，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区域化浪潮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步伐。研究分析区域化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各区域性组织正在从过去的政治合作转向目前的经济合作，而一些新建的区域性组织则以经济合作为其基本立足点。但是，不管是何时建立的区域性组织，其基本动机都在于保护区域内各国的利益，以及增强与外部谈判和抗衡的能力。 　　　　（一）区域性组织产生的根源：与外部对抗 　　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等12国外长在美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北约”(NATO)——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同盟组织由此诞生。1954年西德（原联邦德国）正式宣布加入北约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普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日益严峻的压力，1955年5月14日，前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原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波兰华沙签署了《华沙条约》。伴随着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的正式建立，欧洲大陆空气骤然紧张，东西方开始尖锐对峙，揭开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序幕。这两个阵营之间相互进行军事、政治方面的直接对抗，相互在技术、资源、经济发展方面实施封锁。 　　这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心主要是在政治和军事范围内，但也直接强化了各组织内部的经济合作。以华约为例，在与北约直接的军事对抗之下，前苏联将其产业定位在军事和重化工业，其他产品的生产则分别由华约之内的东欧各国承担，有的国家承担为集团提供轻纺产品的责任，有的则承担向集团提供农副产品的责任。由于这种分工的长期执行，在华约解体后，各国经济均存在明显的失衡现象。就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而言，到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存在的弊端暴露无遗，长期畸形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化工业直接导致国内轻纺产品和农副产品供应的严重不足。 　　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欧一体化进程分析，其根源仍然在于政治对抗。60年代初期，法国总统戴高乐提议六国形成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西欧各国首脑在1969年12月召开的海牙会议上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实现政治统一。1970年，欧共体正式建立跟共同机构分开但限于欧共体成员的“欧洲政治合作”制度（人民网，2000a），在政府间合作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外交政策，对外部世界尽可能的以“一个声音说话”（杨志清，2000）。 　　　　（二）区域性组织建立的动因：强化内部合作 　　20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呈两极化，地缘政治理论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先后形成了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注：根据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此后还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因本文所讨论的历史阶段，故只强调这三个观点。海权论，由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于20世纪初提出，他强调海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认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峡的控制。陆权论，主要由被誉为地缘政治理论鼻祖的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他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他的理论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很大。到“二战”末期，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olas Spykman)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提出陆缘说，为陆权论中的另一派地缘政治理论。空权论，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学者塞维尔斯基(Alexander deSeversky)提出，他根据空军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和美、苏空军控制范围重叠的地区，提出北极地区对美国争夺制空权十分重要的观点（叶自成，1998）。）等主要观点（叶自成，1998）。1973年美国地缘政治学家Cohen提出了地缘政治学战略模型，将世界分为海洋贸易区和欧亚大陆区两个地缘战略区，他“反对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僵硬的两极对立模式，认为地区化的趋势对于世界的稳定来说是一种值得庆幸的趋势”，并认为全球将出现四大实力中心：美国、欧洲沿海国家、前苏联和中国。 　　客观上讲，地理邻近也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