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振兴工商”研究_0是.docVIP

清末“振兴工商”研究 1901 年 1 月，清廷在西安发布上谕，宣布决心“刷新政事”。从 1903 年 4 月起，清政府以新设商部为契机，以“振兴工商”为目标，在此后数年中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定了一些法规，构成它的所谓“新政”的一项重要 内容 。本文试对清政府的“振兴工商”作一初步探索。 一、商部的设立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统治下的 中国 已丧失了独立地位，沦为半殖民地，外国商品以前所未有之势源源流入中国，外商在中国纷纷设厂。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已经没有力量从正面来阻遏外来侵略，而且沉重的战争赔款，已使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严重危机。为此，清廷屡次发布上谕，通饬京内外各大臣就变通 政治 ，各抒所见。在此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于 1901 年 7 月会奏建议：“赔款极巨，筹措艰难”应“修农政”，“劝工艺”，“讲求农工商” [1] 。次年 1 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振兴农工商业以保利权” [2] 。清廷依据这些建议，在 1902 年 2 月谕令“特派大臣，专办商务”，并责成各省督抚认真兴办农工要务，初步确定“振兴工商”的大计。 1901 年 4 月，督办政务处在开办规条中提出：“商务为财政之大端” [3] 。 1902 年 7 月，江西巡抚李兴锐奏陈：“近日时事多艰，各省均有民穷财尽之患，非广开利源，断难自给” [4] ；次年 12 月，清廷亦承认：“时局艰难，财用匮乏” [5] 。这些议论无非是对决定“振兴工商”大计的补充，说明“振兴工商”的一大重要动因，是谋求解救财政危机。 鉴于设立商务大臣、成立路矿总局以来，“一无成效” [6] ，而商务、路务、矿务的实权又大都落在地方督抚手中，清廷准备通过设立商部以加强控制，并实施对“振兴工商”的领导。于是，内定庆亲王长子、贝子振国将军载振为该部负责人选。特派载振去欧美日本考察商务。 1902 年 10 月，载振回国，提出设立商部。 1903 年 4 月，清廷命载振等制订商律。当此之际，华侨大资本家张振勋在 6 月上奏：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赖于商。并提出“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 1903 年 9 月 7 日，载振等奉旨议覆，完全同意张振勋的主张。同日，清廷降谕设立商部，把商部在中央行政体制中置于仅次于外务部而列于其他各部之前的地位，任命载振为尚书。 26 日裁撤路矿总局，将所有路矿事务划归商部办理。 载振时年 28 岁，素少历练，实际主持商部工作的，则是唐文治、王清穆等人。他们都了解国内外工商业的情况，有的还投资或经办过近代 工业 ，是清政府精心挑选的“谙达时务，熟悉商情”的官员，均带有资产阶级倾向。从商部的成立和这些人员的任命，反映出清政府拉拢、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迹象。 商部内分设四司：（一）保惠司。专司商部局、所、学堂、招商一切保奖事宜；（二）平均司。专司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一切生殖之事；（三）通艺司。专司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开采矿务、聘请矿师、招工诸事；（四） 会计 司。专司税务、银行、货币、各业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校正权度量衡以及本部报销经费。另设律学、商报两馆。前者翻译外洋商律各书兼及路矿律、招工律、保险律、报律并各国条约，“参与中国律例”，后者随时报道“招商事宜、集股数目以及各埠土产赢绌、物价贵贱、工艺良苦”，发交各省并中外各埠推销，“藉以鼓舞商情” [7] 。 由于商部在地方上没有相应的下属机构， 1903年10月，商部奏准在各省设立商务局，作为省级振兴工商的机构，商务局的负责人称为总办，一般由道员级的官员充任。为了进一步完善组织，1904年11月，商部奏定《议派各省商务议员章程》。该章程规定：商务议员由各省督抚于候补道府中择其公正廉明、熟悉商务者报请商部委任。其任务为考察农、工、路、矿，鼓励设立公司，提倡推广商会，调解商务诉讼，保护出洋归国华商。商务议员通常由商务局总办兼任，同时接受商部和地方督抚的双重领导,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官吏。1903年11月，商部奏定《矿政调查局章程》。其中规定：在各省成立矿政调查局，各局的总、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