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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堤散文两篇 　　江堤，1961年生，湖南衡阳人，诗人、学者。主要著作有《山间庭院》、《诗说岳麓》等，曾是新乡土诗派的代表诗人，并参与策划岳麓书院“千年论坛”电视节目等活动，2003年7月21日凌晨因病骤逝。 　　 　　湘西草堂 　　 　　一 　　 　　湘西草堂是王夫之晚年所筑的居室兼书堂。 　　古代的许多建筑在当时实际上是做书院用的，但不冠书院之名。夫之一生闭门隐居四十年，不与官员往来，不食朝廷俸禄，生活全靠居室课徒所得，这种教学与私相传授的从游方式是一样的。夫之的一些著作实际上就是教学课艺，写完了就给学生拿走了。夫之晚年，身体日见衰微，只管编撰课本，具体课徒养亲的工作由季子王吾承担。王吾筑“蕉畦室”于草堂之侧，从游的学生称他为蕉畦先生。夫之也偶然到堂授课，随处指点，这在传世的三种《湘西草堂记》和后人的各种研究文献中说得很清楚。因此，我说草堂兼有书院功能是不用怀疑的。 　　草堂的位置在湘江南岳以西，蒸水以北，与我的老家同处于万山之中，南岳奇峰连绵纵横千里的山势在那一带看得很清楚。我的老家名叫王家冲，三百年来并无王姓人家居住，因传闻王夫之中年隐居在那里而得名。由王家冲的山头北望，视线越过三四个峰头就可以望到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以三百年前的寂静清绝，一声唤远就能将彼岸的人呼往此岸。 　　我对书院文物及建筑遗址的研究始于十年前，而我离开故乡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对故乡，对草堂都有一份深深的牵念。 　　金圣叹为冠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作批文，有《快说》三十三则，其一是说：“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不亦快哉！”一个人在外浪游久了，骤回故乡，见到熟悉的景物，听到熟悉的乡音，那份高兴也只有用“快说”才能言状。故乡是灵魂中的钉子，是肉体里的根，没有谁可以将它拔掉。 　　我初次见到夫之的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古旧书店，一本残册，看上去像是曾国藩兄弟刻印的金陵节署本，当时很穷，之所以买它，是因为书的作者与我同处一个故乡，共饮一条蒸水河，共拥一座石船山。 　　我见到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已经是1996年了，八百八十块钱一套，十六巨册，得攒两个月工资才买得起。那时我已结婚生子，自己又病魔缠身，孩子要喝奶，而我要治病，那种状态真是辛酸得要命。可越是辛酸，越想得到那套书，越想探究一下故乡的这位大思想家在穷愁潦倒时的生命状态。那时候，我对书的渴望如同种在坡地上的苞谷，渴望清泉；如同笼中的鸟畜，渴望森林。我一直在想我为何这样牵念一套书，与其说我牵念着的是书，不如说是故乡，是故乡的灵魂。我需要故乡，需要故乡的大爱支撑。如今《船山全书》早已摆上书架，我也一字一句把它读完了，该沉入灵魂的东西已经沉淀下去了，生命已被王夫之塑造成了另一个样子。 　　我在外面工作了二十年，灵魂在红尘的鞭笞中凄嚎，如果没有王夫之，我可能早已举手投诚。我知道甫志高是如何叛变的，也知道与王夫之同时代的学者钱谦益、王铎是如何写《降清文》而晚节不保，我还知道我身边的许多人是如何贪图荣华、敛取财物、沉迷声色而最终丧失人格、国格甚至生存的资格。有人曾带我到法场看过，希望能在犯人身上切一个器官下来给我换上，也有人将我领到另一种“杀人场”，只要你甘心被宰割你就能得到官位、权力、文凭、职称，并借此获得杀手的资格，从而可以以变本加厉的方式宰杀他人。我很庆幸，到现在为止，我尚未心动，设若哪一天死了，我因为拒绝污秽之物进入肉体、进入精神，而可以昂首见同乡，那是一种何等高尚的荣耀。金圣叹在另一则《快说》里说：“存得三四癞疮于私处，时呼热汤，关门澡之，不亦快哉！”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如柏杨妙言是酱缸文化。关起门来用热水洗阴部的癞疮，这样的污秽有何快哉可言，热爱自身那点阴暗的人在人所不见的地方像苍蝇一样偷着乐。在这个变味的“可口可乐”时代，要保持健全的人格，留住人性最后一点尊严，没有王夫之是不可想象的。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存在于自己的时代里，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演绎历史或者推动历史。他们的际遇只有他们自己才拥有发言权。我一直在想，苦难过去之后，他们的故事对当下的时代对处在生活进行时态的人来说，是否还有意义。新时代在与旧时代的对峙中话语变得越来越少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在他的巨著《我的世纪》中说：“要是有客人问，我总是说：是这个魔镜把我们聚在一起的。”我是在时代这面魔镜前面、在新世纪的苍茫时分里追忆王夫之的。公元2002年的故事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像蒲公英那样在地球上飞，人们忘却王夫之一点也不意外。而这种意外正好巧妙地避开了嘈杂人员干扰我对王夫之的追忆。 　　 　　二 　　 　　王夫之的文化价值，是过去三百年来历经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无数先贤前赴后继的开掘才慢慢发现的。读《曾国藩全集?日记》，我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