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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翻译进入一个新的时代。1949―1978年间, 大多数翻译学家的理论研究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进行的,由傅雷提出的“传神达意”,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主要标准之一。 “文化大革命”过后两年,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有了新的,充满活力的氛围。受到西方国家的一些不同翻译理论影响,我国的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一直遵循的翻译理论,并且进行多样化的研究。 　　【关键词】翻译理论; 翻译实践; 发展 　　 　　前言 　　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周代,在悠久的翻译历史中,译者们就在长期实践中探索总结出种种翻译思想或方法,这些思想包括对翻译性质、原则和翻译技巧等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翻译领域的各个方面,为建立系统的现代翻译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开始于东汉。当时,佛经的翻译盛行,因为有了大量的翻译实践,那时的许多优秀的译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东晋的释道安首先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提出译文要贴切原文,是直译理论的代表。到了唐代,玄奘认为佛经的翻译标准是“既需求真,又需喻俗”,求真就是要紧贴文本,忠实传达文本的原义,而喻俗则是要考虑到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实际上,从玄奘开始,中国的翻译理论已经提出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已经是非常先进的翻译思想。 　　到了清朝末年,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这就是引起后人颇多争论但总结为“开一代翻译之风”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五四”运动之后,由于当时的学者提出文字革命,倡导大家使用白话文,这股潮流也影响到了译界。胡适发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号召,主张译文使用白话。瞿秋白更明确地指出:“翻译――除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 可以看出,当时的翻译活动担负着引进新思想、创新中国古老文字的重要使命,严复提出的“雅”的标准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但是信与达仍然是非常贴切的翻译标准。三十年代初,译界开展了信与顺的辩论。当时赵景深提出“宁错而勿顺,毋拗而仅信”,鲁迅则提倡“宁信而不顺”的硬译。通过这些辩论,中国译界对原文内容和原文形式之间的辨证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而建国以来,中国和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涉及的译入语言种类更加丰富。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译界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更加系统化,许多翻译家大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原则,让我国的翻译事业迅速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将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活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浅谈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 　　一、1949至1978年间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翻译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成为国家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护译者的利益,国家翻译协会建立。 　　一些大型翻译始于对马克思和列宁作品的翻译,马列作品翻译局于1949年设立。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大量的科学和工程技术文章被翻译成中文,以满足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我国的许多翻译人员都参与到了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当中。 　　在此期间(1949年―1978年),我国的文学翻译从一般翻译中分离,文学翻译者成为中国的文学艺术(下转第95页)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段时间, 大多数翻译学家的理论研究都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进行的。他们指出:文学翻译,是不同于一般翻译的高标准翻译。文学翻译是译者将原文的意境复制到目标语言的一种翻译方法。这需要译者不仅能掌握好两种语言,而且还具备掌控艺术创作过程和原文文学精神的能力。由傅雷(1908年―1966年)提出的“传神达意”,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主要标准之一。 　　因此,一部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功在于其对原文传神的表达。如果原文是部艺术性很强作品,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应当尽可能的保留其艺术性。当然, 文学翻译对“神似”的提倡并不意味着对“形似”的否定。一部好的翻译作品应该是“神形皆似”。如果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别,使译者在翻译时产生了“神似”和“形似”的矛盾,根据傅雷的“神”重于“形”理论,他应该牺牲原文的形式而达到“传神”的目的。 　　在我看来,傅雷的翻译理论实际上是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一种发展。严复的这三个翻译标准,是针对普通翻译的一般标准。而傅雷的“神似”,可以认为是文学翻译的终极目标,但并不一定适用于科技或其他专业技术领域的翻译。 　　1964年,国学大师钱钟书提出其“化境”理论,成为指导文学翻译的又一重要标准。在佛教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