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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留下的伏笔 　　1949年10月14日,当广州庆祝解放的时候,粤赣湘边纵队正向毗邻香港的宝安县挺进。当时,驻守宝安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已经逃往香港,深圳河里塞满了他们扔下的枪械。残留在宝安的国民党联防队、税警团和护路大队早已做好投降的准备。10月16日,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接管了宝安,在南头城宣布宝安县人民政府成立。 　　此时此刻,深圳河对岸的香港,驻港英军正调集重兵严阵以待。而解放军却在深圳河边停下了脚步,只是在深圳河捞了一天国民党逃兵扔下的枪械。 　　早在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哈默、罗德里克和陈依范三位西方记者时,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 　　解放前夕,曾经担任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也向中央提出建议:“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 　　实践证明,不急于收回“这块小地方”的决策是正确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相继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抗美援朝急需的大量战争物资,比如铁皮(制造汽油桶)、橡胶、轮胎、西药、药棉、纱布,正是通过港商霍英东先生冒险采运到大陆这边的。霍英东曾经回忆说:“从1950年到1953年的3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们加班抢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 　　正是因为没有急于收回“这块小地方”,才为30年后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毗邻香港的广东也因此而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据统计,从1979年至2007年,内地累计吸收香港直接投资项目28.85万个,实际使用港资累计3085.33亿美元,占内地引进外资项目和实际利用外资的45.2%和40.4%。 　　1990年1月18日上午,85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港商李嘉诚时表示:“我要活到1997年,就是要等到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992年1月19日上午10时许,第二次南巡的邓小平来到深圳皇岗口岸,走上深圳河上连接深圳与香港的落马洲大桥,走到深港分界线10米处时停住了脚步,伫立在桥面上深情地凝视对岸的香港足有八九分钟。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说:“去皇岗口岸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因为他想看看那个地方。在那里可以眺望一下香港……” 　　1997年7月1日,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香港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只是一代伟人邓小平已于这年的2月19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