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东吴法学院之研究.docVIP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东吴法学院之研究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东吴法学院之研究 东吴法学院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学法学教育界可谓独占鳌头，办学非常有特色，是近代中国最著名法学院。东吴法学院历史地位形成之原因主要有：有利的区位优势、杰出的管理者、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本科教育、中国最早的法学研究生教育、中国最早的大学法学学术期刊和完备的图书馆建设。 　　[关键词]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教育；办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９[　三、东吴法学院历史地位形成之原因 　　 　　东吴法学院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学院，在当时中国的法学教育领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其历史地位形成之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有利的区位优势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密度最大的开埠通商城市，是当时中国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租界林立，有着错综复杂的司法制度，存在着会审公廨和许多外国法庭。１９２７年后，中国对英美等国的侵华权益有所收回，租界内的司法权被逐渐收回国有，但租界内仍然是华洋杂处之地，中外冲突频繁发生。这一方面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吸纳了优秀的师资力量，另外更需要大批的通晓中西法律的人才。 　　到１９３６年，中国设有法科类的私立大学、学院（不包括原由教会主办者）已有相当规模的发展，而在统计的１８所中，设立在上海的就有震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正风文学院、中国公学等８所。[４]（Ｐ３０６－３１７）而在上海（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是东吴法学院，它被视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５]。（二）杰出的管理者 　　１９２７年，东吴大学校董会对法学院重新作出人事安排，选举富有实践经验的盛振为当教务长，并让当时最能在公众关系中提高法学院声望的吴经熊博士做院长。[６]（Ｐ７８）著名法学家吴经熊主校期间），在已有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以扩大东吴法学院的影响：调整了办学思路，加强了师资建设，改善了办学条件。他与当时上海的统治阶层及国民党中央人物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外也十分重视与上海文化界、商界或其他民间团体的联系，进一步谋求东吴法学院在当时社会的生存空间。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０年间，吴经熊还赴美国西北大学和哈佛大学访学。他是我国受聘哈佛任教的第一人，又是继剑桥大学霍兹沃思教授和国际法院波特曼法官之后，担任西北大学罗森泰讲座教授的第三人。[７] 　　可见，吴经熊院长主要从宏观上对东吴法学院进行规划和掌控，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社会工作以及广泛的人际关系，大大拓展了该校的发展空间，为当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并将东吴法学院引入鼎盛时期。 　　（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东吴法学院特别注重师资建设，当时所聘教授均为全国一时之选。外国学者有：美国萨赉德博士任英美法教授，德国高恩厚博士为德国法教授，法国宝通博士为法国法教授，还有美国的纳尔生、波兰的高乐满。国内学者有：吴经熊、董康、姚启胤、梁仁杰、刘世芳、张志让、戴修瓒等。其中很多老师在上海律师界有相当高的声望和地位，这使得东吴法学院学生在毕业后，很容易得到他们的扶植与提携。另外，为加强与国内文化学术界的交往，还延揽国内名师到校短期任教。仅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２９年间，聘请的国内知名教授就有胡适之、徐志摩、林语堂、张慰慈、潘光旦、陈望道诸位先生。他们的到来，极大地开阔了东吴学生的眼界，优化了东吴学生的知识结构，为学生人格的健全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粮。 　　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从根本上保证了东吴法学院的教学质量和信誉；同时也密切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增强了学校的知名度，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良性发展。 　　（四）一流的本科教育 　　盛振为教务长在《十九年来之东吴法律教育》一文中指出：当时的本科教育是非常注重质量的。[８]（Ｐ１９９）宗旨正大、科目完备、教授适宜、比较研究、参与实践、见闻广博，使得东吴法学院的学生异常优秀。在东吴法学院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其毕业生大多成为近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栋梁之才，在法律界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１９３３年对３７９名历届毕业生进行了职业统计，律师１７８人，教员５１人，法官３２人，政界３１人，商界２５人，海关３人，邮政５人，编译５人，教会２人，留学９人，其他３８人。[９]（Ｐ１４４）东吴法学院毕业生在各业的成功，尤其是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法学家和法律家，反过来又大大提高了母校的声誉。 　　２０世纪上半叶，东吴法学院以法学教育享誉海内外。这主要在于其本科毕业生在上海（乃至是全国）的重要地位，东吴派律师几乎占据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律师席位，并控制了上海律师公会，名震上海律师界。 （五）中国最早的法学研究生教育 　　１９２６年，东吴法学院开设硕士班，这是其正规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