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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５则 　　康晓光提出“合作主义” 　　 　　学者康晓光最近发表《论合作主义国家》一文，比较系统地提出其合作主义观点。该文立论的基础是：政治制度的好坏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存在“好的”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也存在“坏的”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好坏不由制度本身决定，而由社会条件对制度的适应性决定。也可以说，相对于制度对社会“好坏”的决定性，社会更能决定制度的“好坏”。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验看，在发展中国家只可能产生“坏的”自由主义政体；但有可能出现“好的”权威主义政体，至少是“有效率”的权威主义体制。 　　该文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却缺乏正当性。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缺乏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理想及相应的制度蓝图。所以，未来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探索的根本目的，对外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对内是建设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文章指出建构“合作主义国家”理论是为了给现实权威主义政治树立一种社会理想、一种政治正当性，也是一个“进化的目标”，使它摆脱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向着“好的权威主义”进步。 　　康晓光说：“合作主义国家能够打破单一阶级专政，切断金钱和权力之间的纽带，实现阶级分权，并维护国家利益”，因为“随着资本力量与日俱增，资产阶级的胃口也将越来越大，当统治集团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时，资本将挑战官僚集团对政治资源的垄断权力。受到威胁的官僚阶级为了自保，为了不沦为资产阶级的附庸，会利用大众制约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大众会共同推动法团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发育”。 　　文章说，“权力与资本争权夺利的结果是，在合作主义国家中，大众的处境有可能比在自由民主体制中要好一些”，“大众可以利用联盟选择权，通过提供政治支持或反对，与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交换实际利益”，“在合作主义国家中，尽管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被剥夺，但是由于国家坚决维护市场制度和法治，经济精英的经济权利可以得到充分保障，所以社会的经济效率不会受到损害”。 　　文章说，“在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眼中，大众政治、暴民政治、法西斯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因此仅仅是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他们也有可能支持权威主义政府”。 　　作者分析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和历史哲学：“多党制、竞争性选举、议会斗争、新闻‘口水战’等自由民主制度的行头都是浪花和泡沫。决定政治秩序和政治行为后果的不是这些喧闹的行头或道具，而是各个阶级力量对比的格局。政治是阶级较量的结果。但是决定阶级力量格局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康晓光进一步说：“就政治正当性而言，‘同意’是一个次级概念”；‘公正’是比‘同意’更为深刻的概念”；“某种权威主义体制，例如合作主义国家，有可能比自由民主体制更有效地保证公正”。这段话揭示了“合作主义国家”的价值核心是“公正”；合作主义国家的正当性，源于更好的公正性。“只有强调‘合作’、‘共享’的合作主义国家，才有资格要求公众在面对危机时同舟共济，才能抵御经济不景气或业绩低落的挑战。” 　　（许军） 　　 　　俄罗斯人民为什么抛弃自由派政治家？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许向阳先生日前撰文，分析俄罗斯人民为何抛弃了自由派政治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亲西方的自由派政治家主导了1990年代初开始的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的激进式转型。但近年来，他们在俄国政坛上的影响却日益减弱。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两个自由派政党被淘汰出局标志着这种衰落达到了前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点。“统一俄罗斯”、“祖国”，我们从这些得胜的政党联盟的名字中，就不难发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又一次占据主流。 　　俄罗斯人民抛弃自由派政治家，并不是抛弃自由民主的理念。事实上，自由主义的宪政原则已经写入俄罗斯宪法，为俄罗斯人民构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基本框架。俄罗斯人民所抛弃的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这样的教条主义的自由派政治家，是以一种粗俗的唯理论作为认识论基础的。他们在认同国际主流社会的政治文明时，没有将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体制和特殊利益区分开来；在批评自己国家的弊端时，没有将国家根本制度中存在的弊病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区分开来。他们没有兴趣去细致理解自己人民的真实需要和自身社会的复杂现实。他们蔑视传统，蔑视经验，而迷信他国已经获得成功的现存模式，从而将自己的人民和社会看作是一堆可以按照某种现存模式，随意地加以重构的纯粹对象化的质料。教条主义的自由派政治家完全陷入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思维之中，从而使自己有意无意地成了他国利益的代言人和祖国利益的损害者。 　　是在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之后，俄罗斯人民才从自由派政治家所描绘的新乌托邦中惊醒过来。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的话说，人民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