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罪名中的数额问题研究.docVIP

　　选择性罪名中的数额问题研究 　　犯罪数额是与犯罪行为相关联，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经济利益的数量。它对刑法中许多罪名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许多关于数额的规定，这些数额有些属于构成要件的内容，决定着犯罪的成立与否；有些则属于量刑情节的范围，决定着刑罚的轻重。选择性罪名中涉及的数额问题比较复杂，理论界由于对选择性罪名性质的认识不同，对实践中关于数额的处理有不同的主张，主要涉及罪名的成立和处罚问题。 　　一。选择性罪名认定中的数额问题 　　对于属于构成要件的数额，理论界一直以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这一类数额，是犯罪成了的条件，只有达到了规定的起刑点，才能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类数额只是犯罪既遂的标准，没有达到数额要求可能成立未遂。另外，对于选择性罪名所涉及的数行为应该是一罪还是数罪，理论上也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对于选择性罪名认定过程中，数额如何计算，便有了如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选择性罪名在适用中，对于实施了选择性罪名中涉及的数种犯罪行为，不实行数罪并罚，只需要选择合适的罪名即可，所以最后选择确定的罪名所涉及的各行为必须独立成罪。例如，被告人史某与1996年3月7号20时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一个个体商亭购买香烟，当他拿出一张100元的伪造人民币付款时，被巡警当场抓获，另在他身上查获伪造的人民币19张，每张面值100元，连同正在使用的假币100元，一共2000元。本案中，史某持有和使用假币的行为是否都构成犯罪，要看持有和使用假币的数额是否分别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根据当时的司法解释，史某持有假币2000元，可以认定为数额较大，而其使用假币的数额只有100元，不符合数额较大的定罪标准，因此，根据旧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史某不能定“持有、使用伪造的货币罪”，而只能定“持有伪造的货币罪”。1996年6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持有伪造的货币罪判处史某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第二种观点认为，既然刑法将一类犯罪行为放在一起，组成一个罪名供选择适用，那么说明该类犯罪行为具有同质性，如果分别实施不同的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应该相加，继而组合、选择确定一个罪名。例如，浙江省发生的一起案件，王某对明知是他人盗窃犯罪所得的赃物，先后窝藏价值3000元的电视机一台，销售价值2000元的手机一部。根据浙江省关于财产型犯罪起刑点数额的规定，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的数额要在4000元以上才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无论是窝藏行为还是销售行为，单独都达不到4000元的数额标准，但是，其数额相加为5000元，超过了起刑数额的标准，所以，应该以窝藏、销售赃物罪定罪处罚。 　　我们认为，刑法分则一个条文中规定了数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行为的，不应认定为选择性罪名，行为人实施了其中一个行为的，构成一罪，实施了数个行为的，构成数罪。因此，在涉及数额问题时，应对每一个行为单独考察，以确定该行为所指向的数额是否达到定罪标准。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分别实施了不同的行为，其数额应该累积计算，否则王某实施了两个行为，但单独计算都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而另一人只实施了窝藏、转移、收购、销售中的一个行为，仅因为达到了4000元的标准，就构成犯罪，显然有失公正。但是，刑法评价的核心是行为，而不是行为人。一个行为，一次侵害社会，就应该被刑法评价一次。既然刑法中规定了构成要件性数额，那么，不够这一数额标准的，只能认为其社会危害性达不到被刑法评价的程度，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而按照第二种观点，对本来都不成立犯罪的数个独立的行为，为了要将其作为犯罪处理而合并计算，在实践中不可避免会违背公平性原则。仍以第二种观点的案例为例，我们可以设想一种不同的情况。如果另有一人，他同样先后窝藏了价值3000元的电视机一台，销售了价值2000元的手机一部，不同的是，其窝藏赃物的行为先被公安机关查处，那么对此人的窝赃、销赃行为只是分别由公安机关处理，相对于王某而言，两人的行为完全相同，但是如果根据第二种观点，王某的行为将被作为犯罪处理，这明显是不公正的。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行为人数次实施同一行为，由于其性质完全一样，因此，法律允许只对数行为作一次评价，其数额也累积计算，达到数额标准的，即成立犯罪；而行为人数次实施不同种行为，理论上和立法上都没有合并处罚的依据，否则必然出现将两种一般违法行为合并升格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况。此外，关于数额与停止形态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学者纷纷质疑盗窃499元不作为犯罪处理与盗窃500元不成作为犯罪未遂处理是否公平。但是，我们认为，构成要件性数额，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不是犯罪既遂的标准，达不到数额要求，就不成立犯罪，而不能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