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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背景下民间工艺生存机制的转变 　　摘要：文章以甘肃省庆阳地区的民间工艺发展为个案，通过对其原生形态的历史描述，结合近期田野考察，论述20世纪中国现代经济背景下民间工艺生存土壤、生产结构、生产主体、产品功能、接受方式等一系列变化，把产业化运营作为民间工艺的当下生存机制，对其弊端和发展途径做了探讨。 　　关键词:民间工艺；机制；转变 　　中图分类号：J528文献标识码：A 　　 　　2005年10月，在甘肃庆阳镇原县赵玉莲老人家里，我们看到这样的图景：美国星条旗做成的防雨塑料膜赫然悬挂在顶棚上，并绷在窗户上当作窗帘，连续的星条图案四周，是走红明星的挂图，充作墙裙。距此不远，是“民间剪纸大师”祈秀梅的家，在这两家，以及邻居们那里，我们没有见到张贴她作品的痕迹。与这一场景形成对比的是，同年镇原县举办的民间艺术节期间，在市区十多家工艺店里，以香包、剪纸、皮影为主的民间艺术品的营销是“红杏满枝头”的景象，生意兴隆。 　　将上述场景并置意味深长：它隐含着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西化倾向和中国特色农村、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现代符号和原生形态、商业利益和文化传承等二元情境中的一系列问题。民间艺术学者吕品田说：“与传统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和价值模式契合的原生形态的衰落，以及与现代文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蜕变形态的衍生，构成了本世纪中国民间美术随文化主流的价值调整而呈现的两种基本态势。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说，这一切显示了手工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阶段性对立，而非价值判断的终结。”(注:参见吕品田《衰落与蜕变――百年中国民间美术态势思考》一文，《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第96页。)而就民间工艺自身来说，包括生存土壤、生产结构、生产主体、产品功能、接受方式等的转变，也就是生存机制的转变，实际上更为根本――民间工艺这束“花”，已经在新的土质里汲取别样的空气和水分，在新的主人、新的眼光和新的用途里一边枯萎，一边扭曲、向上。 　　笔者认为，在20世纪现代经济对当地自然经济的冲击与促动情境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以地域经济利益为主要宗旨、兼带文化宣传功能的产业化运营，构成了当下民间工艺生存的新机制。尽管近些年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遗产的呼声有增无减，但这种新机制对民间工艺的生存发挥着最终效应，影响着民间工艺发展的各个环节，注目于民间工艺的各种实体和个人，要么对之分外警惕，要么与之暧昧共谋，使得本为“民间”的寻常行为和物品，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在官方和大众意识中变得纷扰和热闹起来。当民间工艺的历史镜头聚焦在新体制下的那些价值和功能上的时候，回溯到它的原生状态，与当下对照、梳理，才可能对民间工艺生存机制的转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下就是笔者对庆阳地区民间工艺现状实地调查后所做的一些分析和思考。 　　 　　一、庆阳原生态民间工艺的历史变迁与特点 　　 　　庆阳位于甘肃东端，习称“陇东”，东接陕西，西邻宁夏，南连甘肃平凉，处黄土高原区。全市1区7县，即：西峰市、庆阳、华池、宁县、镇原、合水、正宁、环县，146个乡镇，总人口 254.8万人。庆阳是中国农业文明发源的地区之一，至今存留黄帝古冢、周祖陵、华夏公刘庙、战国秦长城、北魏北石窟寺等众多文化遗迹，遗存文物13000多件。 　　据考证，秦汉时期庆阳民间工艺，尤其是刺绣和布艺开始出现。发现于肖金镇金城寺砖塔（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中的《博古图》绣片和华池县双塔寺（建于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的香包为较早物证。经历唐、宋、元几代，明清时期庆阳民间工艺发展至兴盛期，刺绣、剪纸、布艺、皮影制作、竹木器、金属器、陶瓷、雕刻、民居（窑洞）、建筑（寺庙建筑为主）、泥塑、面具、编织、漆艺、染织等手工艺生产十分活跃，门类齐全，形成了丰厚的民艺文化。 　　清末民国，战火侵扰和自然灾害使生产力遭到破坏，但因“洋货”入境的刺激还是有所发展，这时，传统手工艺生产开始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所接触。20世纪初叶，半手工、半工业的“现代工厂”零星出现，生产棉毛纺织、机械、农业工具等，如：1907年庆阳县开设褐局，进行皮毛业生产，产品运往上海、天津和陕西等地。当时和之前的情形，张精义在民国20年（1932年）纂修《庆阳县志》时这样描述： 　　 　　“居城镇者多营商，规模狭小，不甚发达。总全县计之，业农者占十之八，商贾、杂物占十之二……普遍衣料，多以大（土）布、皮毛为之，衣绸缎者少……日用器皿简单者多自制。为工艺者，率系生齿繁而土地少之农家，藉资补助，专门从事者盖少……民国以来，所制造之成货，质量、数量较前渐增。近来兵旱交加，不但于实业顿形衰落，而农业亦大受影响……”[HK](注:参见张精义著《庆阳县志――中华民国二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297页。) 　　陕甘宁边区的建立促动了纺织、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