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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空间与伦理 　　电视的强大与局限 　　 　　阿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电视文化。电视刚发明的时候，恐怕连电视专家们也不可能料想到今天电视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传播上电视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它的社会能量怎么估计似乎都是不过分的。请你们谈一谈，电视是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杨东平：中央电视台刚刚举行了四十周年的台庆，高朋满座，万众瞩目，充分显示了电视在中国的地位。在国外，电视则有近七十年的历史，电视产业已是一个庞大王国。 　　时间：我大概是七十年代看到电视的。当时我母亲在电视台做文艺导演，编电视录像，我常跟着去看热闹。可以说很早就“耳濡目染”了。我从1983年开始在电视台实习，当时还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电视编辑专业，到现在有十五年的电视实践了。我的体会是：电视不但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它在中国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这一代电视人目前的努力，实际上就是为了还电视一个本来面目。比如说：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我们掌握了一种纪实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在跟观众沟通时，不像以前那种突出宣传、教化的作用。当然那时只是作为一种零星的探索出现在屏幕上，直到《东方时空》的出现，才算起了影响观众的作用。 　　阿正：当初你有没有预想到从事这个专业会取得今天这种成绩，推出几个全新的栏目(《东方之子》、《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推出一批很有影响的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温迪雅、邵滨鸿……)，你当初料想过这个局面吗? 　　时间：料想过，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老师正好是从国外刚回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第一批得到从国外回来的老师的教导，了解了国外比较先进的一种电视观念，并幸运地把它实践出来，落实到我们的屏幕上。当时中国的电视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点，即使到现在为止，虽说中国电视的节目丰富多了，但与海外比还是有不少空白。这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电视的作用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比如说直播，它应该说是电视最本质的传送方式，也是别的手段望尘莫及的。但在中国，因为考虑到播出的效果，增强了把关问题，还没有敞开，但这一天也还是迟早要到来的。香港回归、三峡大坝合龙，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播，是我们建台以来时间最长、最成功的两次。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完全可以采用这样的直播方式。我们在《东方时空》里播出过郑州一个落井小孩的抢救过程，如果在国外，这个过程完全可以采用直播的形式，因这几个小时之间发生的事情是方方面面的，信息量非常之大，也非常牵动人心。这个时候，你加上广告也好，插入别的短节目也好，整个电视台的收视率就被提高了。但我们考虑这是国家电视台，不是商业台，同时我们对电视的功能也确实有认识上的不足，担心实践上没有把握，所以对这个抢救过程只剪辑播出了十几分钟。这是很遗憾的。 　　阿正：是不是还有一个电视台的定位、属性问题?海外有些电视台基本上是商业台，传播的面都各有局限，而我们的中央台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台，极其强大。是不是因为顾虑到中央台代表国家，就越怕直播出差错? 　　时间：也是。中央台实际上是国家台，又有这么大的传播面，出一点差错都不行。直播一直不敢搞。但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你越不敢搞直播，人们的承受力就越得不到锻炼、越“绷”着。反过来也一样。形成恶性循环，这个头就是开不了。 　　阿正：东平，你是不是赞同刚才时间说的，在中国，电视的开发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还有巨大的空白和潜力? 　　杨东平：广播、电视、电影包括多媒体，都标志着一种时代性的转换。人类文化从读写为主的时代进入到视听为主的时代，这种文化方式或传播方式的改变是非常根本的，非常实质的。我们通常说，现在的年青人是看电视长大的，以往很多代人是看书、看报长大的，这个过程很不一样。电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家现在获得信息、获得教育更为便捷，更为有效；另一方面，它造成了人对电视的依赖，所以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本质趋向平面化、单面化，天天坐在电视前面一直看到满屏雪花。 　　总的来说，电视是一种比较浅薄的媒体，声像画面一遍即过，它不可能像阅读过程那样，给人很多更为深刻的东西，或承载更为深刻的东西。电视覆盖面非常广。所以它只能定位在大众文化层次。在这个定位上，它实际上承担不起更深刻的所谓思想文化的价值。所以很多知识分子担忧，怕过份依赖电视会降低人类对生活的思考能力，减少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及人与人的直接联系。电视很吸引人，它是虚拟的现实，它过于强大、过度泛滥就会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真实生活的隔阂，降低人类对真实生活的感觉。一些国家的人文学者在担忧之余，还倡议每周一天不看电视，以保持跟真实的自然、真实的生活的联系。 　　阿正：我看到过不少作家写的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内容非常相似，写的是“停电之后”。停电之前全家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