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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隐盖下的夫妻商道 　　本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夫妻商道”商业哲学,因“男权主义”隐盖了女性在中华商业发展进程中所作的实际贡献,而使“夫妻商道”不为人所发现和关注。 　　 女子作为成功“绿叶陪衬”的现象不光存在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就是“女权运动”在我国倡导已逾百年的今天,仍不时冲击着我们社会杰出的商界女性。 　　在中国断断续续的商业史中,屈指可数的商业明星均被清一色的男子面孔所遮盖,从子贡、范蠡到近代的张謇、胡雪岩,再到今日的华人企业领袖李嘉诚,莫不如是,女子的面孔极为罕见。 　　女子缺失于中国传统的商业社会,而经商有所成的女子则几近于无。究其原因,其实并非中国女子无经商之才德,亦并非中国女子在传统社会的商业运营中无所付出、无所成就,而是她们种种的经商之才德、经商之成就,被我们数千年的“男权主义”所隐没,被她们的丈夫自然地、合法地“占有”。 　　这是中国漫长商业社会所呈现出的独特商业现象。与此同时,这种独特商业现象又给我们折射出鲜活的另一面:中国式夫妇共同创业、相互鼓励、合理分工并和谐共处,如果结合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中国传统商业社会的“精华”,我们姑且称之为“夫妻商道”。 　　 “夫妻商道”,顾名思义,就是指夫妻二人在共同经商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商业文明和伦理。提出这个概念,我们首先要反辩、纠正“中国历史上没有作为成功商人的女性”的错误观点。 　　打开一部并不厚重的中华商业史,仔细透视其中每一个成功的商人,不难发现,他们的身后大多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女子,而且这名女子往往伴随着他共同创业、直至成功。 　　范蠡如是,近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亦如是,大凡读过高阳洋洋巨传《胡雪岩传》的人,对其先后两任妻子都很钦佩:胡雪岩在政商两界的运筹帷幄,诸般事务均有妻子在后“撑着”,先是前妻阳琪,后是继妻罗四。 　　对女子在中国传统商业社会所作贡献的抹杀,身处当代的“李嘉诚传奇”最能说明问题:被今天华人世界誉为商界领袖的首富李嘉诚,其每日的行踪举动均被无数的眼球所聚焦,但对一手助其成就事业的亡妻庄明月却鲜有人提起。事实上,只要一回溯李嘉诚的创业路,就不能不提起庄明月。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李嘉诚一直离不开庄明月的支持,1963年两人结婚后,庄明月更是直接加入长江工程公司,1972年长江实业正式上市,李嘉诚出任主席,庄明月出任董事长,公司重大决定都是庄明月决定。 　　女子作为成功“绿叶陪衬”的现象不光存在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就是“女权运动”在我国倡导已逾百年的今天,仍不时冲击着我们社会杰出的商界女性。无数优秀的商界女性在这种“男权主义”传统的冲击下,往往选择了心理屈从,而且“这种选择”在“嫁则从夫、夫荣妻贵”等传统男尊女卑文化所造成的社会惯性面前,往往表现为无意识。张欣在嫁给潘石屹前,是美国华尔街相当出色的投资经理人,而嫁给潘石屹后,随着夫妇二人所创事业的稳步增长,最终选择了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甘心”回家做贤妻良母。 　　与世界任何别的民族相比,稀有如此之多的才德女子被独立于本民族的商业史之外。同样如此,更罕有一个民族的才德女子,甘愿把曾付出自己辛劳的成功,全部推让给自己的丈夫,而甘心自我“埋没”,洗尽“铅华”,相夫教子。 　　正是因为此,本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夫妻商道”商业哲学,因“男权主义”隐盖了女性在中华商业发展进程中所作的实际贡献,而使“夫妻商道”不为人所发现和关注。因为否定女子在商业上的实际功绩,就使“夫妻商道”理念的提出失出了客观事实的支撑。 　　但可喜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中西方观念的进一步交融,一些才德兼备的女子渐渐走上了台前。名主持杨澜和新科胡润版首富张茵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们一反“女子功绩被男子揽之以为功”的传统,把“陪衬绿叶”的角色让给了她们的丈夫。 　　 这种另类“夫妻商道”的上演令人惊喜,它让女性冲出了“男权主义”的桎梏,虽然特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夫妻商道”商业哲学,亦有可能随着这种频繁的“角色置换”而最终流失。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