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史氏日”的法律议论艺术.docVIP

“异史氏日”的法律议论艺术 异史氏日的法律议论艺术 　聊斋作品篇末附有的异史氏日为数众多，其中就法律发表议论的共用二十几则，涉及的篇目如下：《犬奸》、《僧孽》、《金世成》、《九山王》、《李伯言》、《黄九郎》、《阎罗》、《促织》、《伍秋月》、《骂鸭》、《冤狱》、《盗户》、《诗谳》、《狂生》、《折狱》、《胭脂》、《龙飞相公》、《恒娘》、《王大》、《王十》、《商三官》、《梦狼》等。蒲松龄针对自己的涉法作品如此频繁地进行自我评论，从渊源关系看受到司马迁的太史公曰的影响，而从今天的涉法文学研究来看，则有多方面的操作性极强的方法论启示。 　　首先，蒲氏的法律议论无意于建立法学理论系统，而是紧紧抓住法律实施的效果这个关键，对法律被架空、遭歪曲等问题予以剖析，发表真知灼见，为任何法学家所不及。私盐是法定的罪名，《王十》有异议，异史氏曰进而指出，在社会实践中，出于地方保护正义和奸商的需要，这个罪名被弄得走了样，真正犯此罪的大商人成了逍遥法外的暴发户，而小本经营的小盐贩却成了私盐罪犯。若不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调查、研究的心得，就不可能有这切中时弊的金玉良言。 　　法律实施途径主要在司法执法衙门的依法办案。《冤狱》、《折狱》、《胭脂》等篇的异史氏曰有一个共同理念：慎刑。意思是说，各级政府衙门，无论大小官员凡办案都得谨慎小心，不可粗枝大叶。《冤狱》的异史氏曰的篇幅比小说还长，对慎刑主张有深刻、严密的论证。 　　正确的方法，对于破案、依法行政有重要意义。蒲氏就此发表己见的例子不少。在《金世成》篇末，他对县令南公从方法良好上进行肯定：笞之不足辱，罚之适有济，南令公处法何良也!《诗谳》写到了官员办案过程中有梦中算命先生的测字方式的参与，异史氏曰认为这是相士之道，移于折狱的表现，从而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常见的办案方法我们该如何对待的普遍问题。 　　久而未决的悬案，意味着有关法律不能落实的困境的存在。《阎罗》所写曹操的罪案，竟更换了几十个主审的阎罗，依然悬而未决。此中法律的奥妙何在?异史氏曰用提问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寻觅良方。 　　其次，蒲氏始终坚持法律批判立场，对于立法不公、执法不严、法律沦为助纣为虐的工具等等消极、黑暗现象，总是予以揭露和抨击，战斗精神和攻击智慧都令人钦佩。《促织》中皇宫里的成人斗蟋蟀的游戏，玩到民间来，竟成了法律，这荒谬在小说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异史氏还不放过，直截了当指出：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例，是清代法律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法典中每附录于律之后，定例即指形成相应的法律条文。这里的议论，实质上是揭露了地方官员惧怕皇权，把游戏之举变作了法律，强迫百姓遵守、执行，否则就把你整得死去活来。批判锋芒从基层官吏直至皇帝的倾向是人所共知的。 　　《梦狼》再现的是官员在执法办案、治民时如狼似虎的凶残，作家还嫌战斗力未曾充分发挥，又用议论来指出：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 　　《盗户》讽刺官方害怕强盗而偏袒强论文联盟www.LWlm.CoM盗的所谓执法公案，无异于向犯强盗罪的人们妥协投降，同流合污。异史氏的议论，进一步从官员之所以如此腐败无能的原因上作探究，指明了他们糊涂得不懂法律，不知法理，因而胡作非为就不可避免，其原话是：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为盗而以为奸；逾墙行淫者，每不自认奸而自认盗。就是说，官员不分盗与奸这两种罪行，跟百姓不分奸与盗完全一样，谁也不比谁高明。这样的糊涂官打糊涂百姓，名为执法公案，实为拿法律开玩笑。 　　在《伍秋月》篇末，蒲松龄妙语惊人，认为公役人员个个该杀!于是，他想提出一个立法建议：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这种看法、这种建议，唯有在了解封建法律中有特别保护官员的有关法律条文的基础上，才可充分看到论者的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胆识与勇气。这里，我们至少应当知道有这样一条法律：九曰不义。其后有立法解释指出，不义罪包括有部民杀本属知府、知州、知县，军士杀本管官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长官。 　　不义，是十恶不赦大罪的第九条，杀以上规定的官吏，就以这个罪名处以死刑，没有任何赦免的希望，显然，其立法精神在于特别保护大大小小的官吏。而蒲松龄的立法建议，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大大从轻发落杀官吏的人们。可见，这种立法建议尽管只是一个想法，未曾出炉，但同立法者针锋相对的立场与观念。表现出蒲氏的非凡胸襟。 　　第三，为了深入议论法理，除了着眼于外部有日共睹的法律事实与现象，蒲松龄还注意到意识领域的法理逻辑与法制心理的分析。《狂生》中某狂生以不拘小节而遭官员处罚的教训，本已彰显出来，可蒲氏还要用议论加以强调，他的议论方法就是法理逻辑分析：士君子奉法守礼，不敢劫人于市，南面者奈我何哉! 　　骂人，本是法定的罪名，可在《骂鸭》中邻翁的骂人治好了偷鸭人的怪病，这就有可议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