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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解散制度研究（二） 　　二、公司解散事由比较研究转贴于论文联盟 条例》。该条例规定对于有违法违规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撤销。撤销金融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依法采取的终止其经营活动并予以解散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这种金融机构的撤销，均是由地方政府或者监管部门负责组成清算组织进行的特别清算。虽然在金融机构的清算中国家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如由中央银行再贷款、转移支付、发行金融债券、与债权人协商等多种方式尽可能解决金融机构债务，但最终还是有一些金融机构因资产无法偿还全部债务转入破产清算程序退出市场。如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715个各类金融机构。另外，对于国有独资公司，有时虽然没有违法行为，但其主管部门亦可依据某种需要决定撤销或者关闭该公司。如公司产品长期无销路、技术水平落后、经营不善，整顿亦无好转，原材料、能源不符合标准等情况，均可作出撤销决定，解散该公司。国家经贸委起草的《企业关闭条例》也是为强制公司解散，规范企业退出市场行为作出的规定。转贴于论文联盟 还知道根据请求公司受害）。解散命令请求案件属非讼案件。故裁判程序依非讼案件程序法，由总公司所在地所属的地方法院合议部管辖，裁判以附理由的决定来作出。法院在作出裁定以前，应听取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听取检察官的意见。但是在抗告审程序上并非必须经过辩论，不给抗告人以辩论的机会也是无防的。公司、利害关系人、检察官对于解散决定可以立即抗告，该抗告具有停止执行的效力。解散命令是为了公益而进行的，所以即便根据其他法令，公司的解散须经行政部门的基本认可，法院也可以不顾此规定命令解散。有解散的命令请求时，法院在命令解散之前也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者检察官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选任管理人以及进行其他公司财产的保全所必要的处分。根据解散命令判决的确定，公司解散。解散判决制度与解散命令制度是不同的。解散判决制度是为了保护社员利益而制定的制度。公司终究是为社员利益而存在的，如因公司存续的团体性约束反而害及社员利益时，应通过剥夺公司人格来防止社员的损失。对于人合公司，包括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的社员，如有“不得已的事由”时，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在这里判断“不得已的事由”时，应考虑人合公司的特点。如社员之间极度不和，在业务执行或代表公司上互相无法信任，且以退股、除名、转让所持份额等消极方法或经全体社员同意很难解散公司时，不得已继续维持没有必要的人的结合的情形，即属于上述“不得已的事由”。对于资合公司，即在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中，提起解散判决公司之诉的事由包括：公司业务继续处于显著的停顿状态而产生无法恢复的损害时或者有产生损害的可能性时，如因董事之间的深刻矛盾而公司业务停滞时；因公司财产的管理或者处分显著失策，危及公司存立时，如董事不当挪用处分公司财产时。如有不得已的事由，持有发行股份总数的10％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资本的10％以上份额的社员（有限公司情形），可请求法院解散公司。资合公司比人合公司中请求解散判决的事由狭小得多，都是因公司经营者的原因经营停滞深刻的时候。即使是这种时候，如没有不得已的事由，还不能请求解散公司。从公益角度上认定的解散命令，只要是利害关系人都可以请求，但是解散判决是为保护社员利益的制度，因此请求权人限于社员或者股东。解散判决，是以公司的存续不能为社员们团体结合的目的作出贡献为其事由的，即使对上述解散事由有责任的社员也可以请求解散判决。解散判决请求案件与解散命令案件不同，它作为诉讼案件其诉相当于形成之诉，裁判依判决。该诉专属于关系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只要确定解散判决，公司即告解散，进入清算程序。原告败诉时，如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对公司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5].日本商法命令解散的事由与韩国公司法的规定相似，包括公司为了达到不法目的而设立，或公司无正当理由在成立后1年内未开业或停止1年以上，或者公司执行业务的股东或董事不顾法务大臣的书面警告继续、反复实施超越或滥用法令或章程规定的权限的行为及违反刑罚法令的行为的几种情形。当公司出现上述情形之一时，法院为了维护公益，认为不应当允许其存在时，可以根据法务大臣、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命令该公司解散。但为了防止权利人滥用请求权，法律允许公司以请求出自恶意为由，请求法院命令请求权人提供相当的担保。对于公司在业务执行中遭遇显著困难，已经产生公司难以挽回的损失或有产生损失的忧虑时，或者对公司财产的管理或处分显著失当，危及公司存立时，集有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十分之一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同时，为防止股东滥用这一请求权，规定原告败诉时，若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应对公司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转贴于论文联盟 由不再赘述。转贴于论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