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出版发展.docVIP

　　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出版发展 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出版发展 马克思主义读物的出版和发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环节。在我国出版业市场化转型中，各大出版社通过坚定思想、导向正确、选题创新和政策倾斜等措施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图书的出版[1]。其中，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以学术确保理论的科学性，以普及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受众的认知能力水平和接受形式，在政治社会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事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媒体环境下，学术普及性理论读物由于适应受众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的深刻变革趋势而备受关注。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通俗化的著作。它不同于政治宣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后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和实践最新成果的通俗化诠释，其政治宣传功能突出，理论政策性较强，虽然是党的社会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但是在形式上与学术性研究成果有所区别。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创设科学社会主义之初，就尤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化和通俗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因此，理论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的体现。同专心伏案的学术研究者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作为社会革命的实践者和科学理论的构建者，在理论创新的同时，主要通过群众演讲、撰写社论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成果通俗化。例如，1847年年底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发表的、后被冠以《雇佣劳动与资本》标题的演说，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对日后成熟著作《资本论》核心内容的通俗化诠释。1919年7月，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做了题为《论国家》的讲演，是对《国家与革命》核心思想的通俗化解说。这些对理论研究的通俗化诠释经过整理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毛泽东尤为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自觉建设。他高度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毛泽东也身体力行撰写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其中被称为两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作。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帮助广大忙于军事斗争的红军将士及时、快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但在共同目标层面上，而且从学理上更加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以共同利益的深刻认知铸造无坚不摧的理想共识，使马克思主义凝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巨大物质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需求有增无减。社会主义出版业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政治宣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的发展，使其始终紧跟党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的时代步伐。同时，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市场占有比例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政治斗争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遭受巨大冲击，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唤醒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发展及与其相关的出版事业。 　　二、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发展历程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出版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主要出现过两次契机和热潮。 　　第一次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量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学术普及读物被中国的学者介绍到国内，以指导和推进中国的革命实践。由于当时中国学者大多数留学日本和苏俄，因此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学术普及读物）主要来自这两个国家，这些著作主要有：苏俄理论家西洛可夫和艾曾伯格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日本学者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由于革命时期国内学者无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进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学术普及读物为主。 　　不可否认，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受到西方著作的影响，但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毛泽东的两论等之所以能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就在于它们不是对苏联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照搬，而是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有所创新。例如，毛泽东在阅读苏联哲学家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时做了大量的批注，这些批注中有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实践定义的独特理解，还有对列宁认识论不足的自觉指认等，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理论创造的自觉。 　　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展现思想魅力和发挥指导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大量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 ，倒逼马克思主义学术普及读物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对苏东模式的教科书体系充满质疑，对西方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