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想制度性意义的中国法学院（一）.docVIP

构想制度性意义的中国法学院（一） 　　前言尼亚大学成为教授和研究罗马法的中心。主导前期注释法学派的波洛尼亚法学家们绝对忠实地遵循查士丁尼法典，在《国法大全》的原稿上逐条注释。根据逐字逐句的严格解释，古代法典籍传递给当时法学家们的信息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地位相等的princeps（国君）必须被看作为dominus mundi——世间唯一的统治者。[7]然而，当时兴起的意大利城市已经存在一种具有自由主义情怀的政治生活形式：每个城市宁可“依照执政官的意志而不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治理，而且，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更换执政官”以保证他们的“权力欲望”得到控制。1085年比萨的执政官选举是已知的最早事例，此后这种政府形式向意大利其它城市迅速扩展，包括1125年之前出现在波洛尼亚；并且，到12世纪中叶之前，伦巴第平原各城市已在“财富和权利方面超过世界各国”。[8]德意志皇帝们力图将统治强加于意大利王国，而王国的各个城市显然要坚决反对。可见，前期注释法学家们对罗马法的研究可以为帝国主张的合法化提供法律支持，帝国统治者当然要利用，一个具体的事例是：波洛尼亚的四位法学博士[9]同意参加起草1158年弗雷德里克的龙卡利亚大议会法令，为其作为君主统治意大利各城市的法定权力辩护。该法令描述皇帝“不论何时都始终是他的所有臣民的最高统治者”，并在各城市保有任免“所有司法官员”的权力。[10]显然，各城市自治的合法化受到了当时法学理论的阻碍。也是纯经验性的模式[21]：在英国历史上，法律家的成长一直从在法庭听讼开始；后来，从法官和律师在开庭期间居住的场所内对后辈进行启蒙教育的交流方式中形成了专门的律师学院，由它担负法律人才的培养，通常出身于律师学院的人才能成为律师或法官。几乎所有要做出庭律师的人都必须先在这个国家最好的公学（系私立）和学院接受普通教育，在普通教育之后接受律师学院的职业训练，因而律师学院具有大学的特征（collegiate character）：由出庭律师和法官授课，并通过观摩庭审、举办模拟法庭以及成为共同讨论法律问题与案例的机会的定期餐会等途径，训练实务法律家的资质。由于经验式的法律发展和法学实务人才培养模式，因此，英国普通大学的法学教育从诞生以后长期只传授罗马法、教会法、法律史和法理学，其间，大学曾试图在其法律教育中为律师训练开一席之地，“却被律师学院的师傅们执拗地拒绝了”，后来的伦敦大学以及地方大学开设一些实践性法律课程时，大多也只是为了培养事务律师。[22]除了法律知识，律师学院还注重教养、品质以及戏剧、歌舞等文学艺术方面素养的培育；律师学院不但要昂贵的学费，而且具有绅士子弟的身份要求，[23]律师学院俨然是在进行职业技术和素养并重的贵族教育，孕育出司法的少数精英执掌模式。19世纪末，英国法讲座在普通大学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到了20世纪下半期，由律师学院主导职业性教育、大学法学院作为文科学术性教育的格局发生转变，指向法律职业的英国大学法学教育逐渐占据主流地位，[24]并且开始要求在进入实践性的职业教育之前必须拥有被认可的大学法学学位，在大学接受法学教育成为通例；[25]获得大学法律学位之后，通过法律协会或者律师公会开办的学院接受实务法律学习，并经历规定的学徒或实习时间，才能成为事务或者出庭律师。益形成的法治国家、以维持法治国家为着眼点。[36]美德，具有善的品性；在人类制定的法之上有普遍存在和至高无上代表着理性的自然法，辩论术和修辞的教育伴随着人们对法律的哲学思考。公元155年，雅典哲学家卡尼德出现在罗马，肩负一政治使命。在公务之余他做了两次公开演讲，让他的国家那些不谙文字的征服者领略一下兴盛于雅典学派的辩论之风。第一天他讲的是自然正义。第二天，他否认其存在，认为我们的所有善恶概念都来自实在法。从那次难忘的炫耀之后，这位被征服者的天才就使其征服者着迷。罗马最杰出的公众人物都专心于希腊模式，如西庇阿与西塞罗——他们的法学思想就是接受了芝诺和克律西皮斯的严格训练。古罗马人深受古希腊自然法理念影响，将法律区分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并进一步借助契约法、财产法等实证法律制度发展力求体现和维护正义的自然法，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了对现代法具有重大意义的权利概念。[49]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