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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唐代前期维护国家军事利益的刑事法律 　　内容提要：国家军事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所着重保护，在这方面，我国古代法律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唐代前期的情况就很典型。本文作者从刑事立法的角度分析了唐代法律维护军事利益的做法、特点及其原因。言，律与敕的制定者是同一机关。律是皇帝授意下由宰相领衔制订自不待言，诏敕虽以皇帝名义发布，一般也反映最高领导层的共同意志。唐制，诏敕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再经宰相集议后才发布出去，因此并不只是反映皇帝个人意志。这套制度在唐初执行得比较好，贞观时就曾发生因门下侍中魏征不签署意见而发不出去诏旨的事。[4]另外，律典还规定诏敕未经编订成格只有临时性效力。这也是为了尽量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因为修格也要经过严密的程序。就内容方面而言，诏敕内容一般都符合律的基本精神。武德初年，李渊曾有诏以太原元谋立功秦王李世民及裴寂、刘文静特恕二死，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十四人恕一死，[5]这与唐律“议功”原则一致。又如高宗时对外作战频繁，用兵量大，又因多种原因，国内农民不情愿也无力服兵役，纷纷逃匿。为此，高宗发布诏敕规定：“征边辽军人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并处斩，家口没官”，这是特殊时期的特别规定，不久就废除了。[6]唐律规定征名已定及从军征讨而亡、临对寇贼而亡最高刑为绞斩，不连带亲属。高宗诏敕规定显然重于律典之罚，但在从严惩处军人逃亡这一点上，二者又是一致的。中从重处罚宿卫中央和镇守边地防镇的军事任务。有大作战时，皇帝临时任命文官或武官充当行军总管率领临时征集的府兵或募兵出战，战罢兵散于野，将归于朝。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下，文武和兵农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和鲜明，军人的职业化程度还很低，还没有必要和可能作为一类特殊主体规定在刑律中。另外，罪名设置比例和军令效力也来源于府兵制下军事活动的特点。府兵的任务是宿卫戍边，武器衣粮均要自备，刑律中的大多数罪名设置就是为了保证府兵的来源、质量，自备武器资装以及按时宿卫和戍边，规定大多细致具体。征人的身份可能是府兵，也可能是其他色人。征人的任务是作战，因此不光要自备一些简单武器，还要有比较复杂和厉害的作战兵器，即甲弩矛槊等“禁兵器”，这些武器平时由国家管制，战时分发给部队，战后收回。为了管理和使用好这些临时组建的部队，唐律中仅规定了违反征人的拣择标准、禁兵器的管制与使用方法、逃亡、避役、临阵先退等简单的少数罪名，而把军中和战场上的大量犯罪及处罚办法交给将领用军令去发布。这样做既保障了将领有充分的权力，又控制了其专兵干政的可能，在唐初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