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与经济法.docVIP

理性主义与经济法 理性主义与经济法 理性主义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随着现代理性主义的发展，人类对理性的认识也不断加深。马克思韦伯是第一个将理性划分为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来阐述理性分裂的必然性的学者，其关注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市场经济，经济法开始诞生并在三十年内得以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法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律移植。西方国家产生经济法的基本路径是：市场失灵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法，第一步市场失灵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将这个市场失灵作为我国经济法制定的背景来说，应该是不合适的。我国模式下的市场失灵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的长久的工业革命之后陷入的市场失灵是否是同一种，这很值得大家深思。 　　为了构建适应我国国情发展的经济法，促进我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立足，需要对经济法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孰轻孰重的问题进行探究，这个问题在本质上不会有确定的答案，但我们还是得去探究，这两种理性之间应当怎么去协调。 　　马克思韦伯认为，一种经济行为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的程度；相反，实质上的合理，应该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结果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即形式理性偏重于事实判断，实质理性则属于价值判断。 　　对于经济法的形式理性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用韦伯的观点加以说明。他曾提出四个理想化的法律类型。第一是形式非理性法，这种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则，但是人们却无法从这样明确的规则中预期法律裁决的结果。第二是实质非理性的法，对于这个类型的法，它是实质的，即它在处理具体案件所依据的是宗教、伦理、道德、政治等不确定标准，但对于审判者来说，却是被认为正确的和正当的标准。第三个是实质理性的法，即法律严格依循固定不变的传统规范，经由重新解释的方法，以达到预测可能性。最后一种类型的法律是形式理性的法，其表现在该法律制度高度的体系化，及充分遵循对法律规范本身以及法律规范与法律行为间关系的逻辑解释。 　　对于经济法实质理性的一些性质我们可以从一直以来众多学者反对马克思韦伯的强调形式理性的言论中加以总结。德国法学家耶林：目的是一切法律的创造者，强调从社会现实生活中来发掘法律为之服务的真正目的，用目的而不是用逻辑来统率法律。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在《普通法》一书中：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一直是经验，当确定人们必须受其支配的规则时，所感觉到的时间的必然性、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社会政策上公认的或无意识的直觉知识，甚至法官与其同胞所共有的偏见，都比演绎推理的作用要大得多。 　　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都持有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性的观点。他们认为，首先形式理性是经济法理性的核心。国家是一种规模庞大又需要严密运行的机构，必须致力于实现一系列设定的目标。其次，中国政府几乎掌握着全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首要组织者。在政府握有强大的公共权力和资源的条件下，如何做事、怎样做事和做事的度就显得比个案的做事、做的好不好更为重要，形式理性而非实质理性必然而且必须成为核心。从我国现代经济法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来说，更多政府干预只会导致更多的外部性，最终只能导致目标背离其初衷。在当今法治社会下，若在法律适用问题上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味地只是考虑现实的需求而忽视程序与手段的是否正义和公平，既不合理，也不现实。 　　在经济法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把任何事物极端化处理自然也是偏激的、夸大的、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不能在认为形式理性有优先性的时候，一味的夸大、强调形式理性，而忽视实质理性。 　　首先，形式理性主义优先性的基础就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互为依赖、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形式理性主义是不能取代实质理性的，更重要的是，形式理性主义是要以实质理性主义为目标导向。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法的形式理性要在以实质理性为指导的原则下，根据事实情况不断变化、不断调整，做到稳中求变。最后，经济法的形式理性主义不能涵盖或者包括所有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处于一种转轨特殊时期，这个时期任何法律，尤其是经济法都不可能稳定下来，所以在这个期间，经济政策的作用尤为重要，并且是无法替代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仅靠经济法规则与程序仍然不能有效解决相应问题，这就需要运行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相互弥补和限制来发挥作用，不能仅期望依靠经济法的形式理性主义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经济法的实质理性同样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在以后的经济法发展历程中，对于怎样协调经济法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优先性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