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传统中的霍布斯（下）.docVIP

自然法传统中的霍布斯（下） 　　1277年的谴责恰恰是对于在更传统的神学家中早已广为传布的一种担心的表达，这些神学家更加倾向于上述原初的基督信仰，他们担心亚里士多德及其阿拉伯注释者的形成而上学必然主义会危及许多基本的基督教义，尤其是上帝的自由和全能。吉尔森指出，1277年的这次行动，它所谴责的错误理论追根溯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将实在、理智和必然性不单单同一于事物本身，而且首要地将之同一于上帝”。的确，在阿奎那的调整和体系当中，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希腊智性宇宙观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智性宇宙观认为宇宙为普遍的理智法则所支配，它体现为贯穿全宇宙的目的论等级秩序。这一观点与基督都创世论相融合，原初基督信仰中的上帝的自由意志退居次席或隐没不显，而让位于理智。上帝凭理智的必然性法则创世。这一创世不再是意地自由活动，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理智最终体现为为物所分享的神圣的永恒秩序。上帝自身也受这一秩序的限制，他不能任意否定自己。个人行动之完满在于对永恒秩序的分享和参与。世俗生活的正义何在。对此，霍布斯明言：在自然领域，教会不负有神圣统治之职。世俗主权者拥有治理俗世的全部权力，臣民应服从于他的意志。上帝通过对主权者授权进行间接治理，亚伯拉罕是与上帝订约的第一人，上帝只需对亚伯拉罕发号施令。其余所有人则由亚伯拉罕一人全权代表。在每个国家里，那些不具有超自然无启能力的人，就应当在所有行为上服从主权者的命令。主权者有权惩罚妄称具有个人启示能力而以此反对世俗法律的任何人，只有统治者才是神谕的权威阐释者。耶稣作为救主从不介入世俗国家的法律当中，他所宣称的王国在另一个世界，而不在此世。他从不命令任何人，而是奉献了自己以赎回尘世的罪恶。他只接受内心的皈依，这是劝告的结果，而非法律命令的结果。“《圣经》从来都是通过最高世俗权力当局才被制定为法律的”在世俗世界中，主权者成为法律的唯一合理源泉。他依据自然王国中自然法的理性诫命而设立，是人们凭借自然理性，经过普遍同意的契经的产物，目的在于将自然状态中的“狼”引导为和平状态中的公民。教会则纯粹地归属于信仰的精神领域。理性不再触及信仰，信仰也不再涉入理性。世俗主权者在此实际上意味着理性与信仰之间不可逾越的界标。他拥有全部的裁决世俗生活的权能，世俗生活中的道德、法律和国家维系在他一人身上，从而不再受信仰的摆布。最终，霍布斯论证了《圣经》中所揭示的上帝的教诲，与阐述于他的政治哲学中的思想并不抵触，理性与信仰各司其职，并行不悖。政治哲学在霍布其手中彻底从神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严格的世俗科学，一切来自超自然的奖赏和惩罚对于这门科学都是多余的和有害的。。与此相应，历史学派基本上是为生长和发展作辩护，反对无历史的抽象理性主义。它强调：不该在个体身上找寻法律现象的起源和因由，而该在集体中找寻。个体价格源自集体人格。法律乃是各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产物，不该把法律经验冻结起来，使之化成僵硬的雕像和法典，而该任其在各个民族的特殊天才当中蓬勃生长并开花结果。历史法学派与自然法的对抗归根到底是民族与自然之间的对抗。通过将民族想象为特殊的精神共同体，通过将法律归源于这个精神共同体，历史法学派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与古希腊相反的道路，即由自然走向民族神话，法律重新被精神化、道德化乃至神秘化。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念只不过是这场神话的终局。国大革命以及这场革命的理论基础，在柏克看来，这一理论基础是现代自然权利理论的特定实践版本，由此，柏克返回到前现代的自然法理论。在这一返回中，柏克使得保守主义成为了主题性的东西，而在前现代的自然法理论当中，这种保守性格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暗示。因此，柏克深刻地改造了前现代的自然正义理论，并准备着一个决定性的从抽象的“人的自然权利”向描述性的“英国人的权利”的过渡、从自然法向“历史法学派”的过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