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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的对合关系 「内容提要」犯罪的对合关系指犯罪行为人及其指向对象互为行为相对人，彼此依存，缺一不可。犯罪的对合关系以对合性、犯罪性和法定性为特征。在实践中，犯罪对合关系可分为彼此俱罪的对合关系和非彼此俱罪的对合关系。在彼此俱罪的对合关系中，又包含彼此异罪与彼此同罪两种类型。在澄清犯罪对合关系的认识及其类型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各种对合关系在立法上的反映以及具有对合关系的犯罪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关 键 词」犯罪/对合关系/处罚 「正 文」 在刑法中，除不及物行为以外，及物行为之实施，总是针对一定犯罪对象的，这种犯罪对象可以分为物与人两种。在犯罪对象为物的情况下，它只是消极的行为客体。在犯罪对象为人的情况下，它与一定之行为人发生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我认为无非有两种：一是被害关系，二是对合关系。在被害关系中，存在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加害人是指实施犯罪行为之人，被害人是指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之人。关于这种被害关系，专门有被害人学加以研究。在对合关系中，双方行为人并非加害与被害的关系，而是互为行为对象的关系。犯罪的对合关系，对双方行为人的定罪处罚具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刑法理论上值得研究。 犯罪的对合关系，与共同犯罪中的对合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在刑法理论上，对合犯又称为对向犯、对行犯，是必要共犯的一种表现形式。必要共犯是相对于任意共犯而言的，通常认为必要共犯是指刑法分则规定必须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才能构成的犯罪。必要共犯又分为聚合犯与对合犯。对合犯是指在犯罪构成上预先设定了复数行为者的双向行为的犯罪。（注：参见［日］野村稔：《刑法总论》（中译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在论及对合犯时，我国学者一般都举受贿罪与行贿罪的例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行贿人和受贿人各自实施自己的行为，罪名不同，但任何一罪的完成均以对应之罪的完成为条件。因此，对合犯是基于双方的对向行为合力才能完成的犯罪。（注：参见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但由于受贿罪与行贿罪并非一个犯罪，因而称为必要共犯并不合适。 为此，我国刑法对对合犯是否属于必要共犯提出了质疑，认为对合犯作为一种犯罪形态，在理论上值得探讨，但作为必要共犯的形式则未必适当。（注：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19 99年版，第297页。）但也有学者认为，对合犯的特点是：所犯罪名可能不同，如行贿、受贿；各自实施自己的犯罪行为，如一个送与，一个收受；双方的对向行为互相依存而存在，如受贿行为与行贿行为互相依存而存在；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可能不构成犯罪，如相婚者不知对方已有配偶而与其结婚时，对方虽构成重婚罪，但相婚者则不构成犯罪。这种情况虽仍称为必要共犯，但用语实属不妥，因而德国学者称为“所谓必要共犯”。 （注：参见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我认为，必要共犯是以共犯一罪为特征的。因此，只有在共犯一罪的情况下才构成对合犯。例如已有配偶的男女与对方重婚，是对合犯的适例，而受贿罪与行贿罪虽则合称贿赂罪，但并不能称为对合犯。以往往刑法理论中，对于对合犯有理解过于宽泛之嫌，这是不妥当的。受贿罪与行贿罪虽然不是共同犯罪中的对合犯，但却不能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对合关系。因此，犯罪的对合关系包括对合犯，但又不止于对合犯，还包括那些虽然不构成对合犯，但犯罪之间具有对合关系的情形。由此可见：犯罪的对合关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对合性。这里的对合性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向关系或者对偶关系。犯罪的对合关系，就是互为行为相对人，彼此依存，缺一不可。二是犯罪性。这里的犯罪性，既可以是双方构成一罪，也可以是双方构成不同之罪，还可以是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无论如何，必以至少一方构成犯罪为前提。三是法定性。犯罪的对合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法定的犯罪形态，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因此应从法律上加以认定。 在正确地理解犯罪的对合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犯罪的对合关系的形态。我认为，犯罪的对合关系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一、彼此俱罪的对合关系 彼此俱罪的对合关系是指具有对合关系的行为相对人双方都构成犯罪的情形。彼此俱罪的对合关系又可以分为彼此异罪与彼此同罪两种类型。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彼此异罪 彼此异罪是指在犯罪的对合关系中，虽然双方行为人都构成犯罪，但刑法分别规定为两种不同的罪。在我国刑法中，彼此异罪的对合关系包括： （1）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