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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信访困境的传统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司法官处理诉讼事务的指导思想。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古代官方和民间形成了二元化的“无讼”观。这种观念对当今信访困境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信访困境 法律文化 无讼 　　作者简介：龚先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07级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 　　 　　古代的“无讼”观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传统法制，对当今纠纷解决机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信访困境的出现即是一例。 　　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 　　（一）“无讼”观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无讼”的是孔子。《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的“无讼”言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据《说文解字》记载：“讼，争也。”孔子“无讼”思想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审理案件消除纷争。 　　孔子和谐的宇宙观是其提出“无讼”论断的根源，由于“讼”即是“争”，讼事的出现必然对和谐的追求产生负面影响，于是对“讼”的否定评价便出现在孔子及后世大儒的言论中。“无讼”既包含了孔子本人对“讼”的批评，也包含了孔子提出的解决之道。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他力倡“无讼”，目的在于维系君臣上下的礼治秩序，“无讼”成了孔子“克己复礼”理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不仅提出“无讼”的主张，还身体力行之。史载：“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豍 　　（二）“无讼”观对传统法制的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的“无讼”观也由“一家之言”上升为国家的司法原则。历朝历代都竭尽全力教化百姓使之无讼，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息讼、止讼，而百姓也形成了“贱讼”、“厌讼”的观念。 　　1．民众“贱讼”、“厌讼” 　　在儒家话语体系中，“义利之辩”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儒家重义轻利，甚至主张舍生取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钱粮细故”而对簿公堂显然是一种“见利忘义”之举，是道德败坏的表现。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之下，士人阶层对诉讼形成了强烈的鄙夷和排斥之情，对诉讼持轻贱、厌恶的态度，认为讼事纷纭是世道衰微的不祥之兆。如东汉时，陈宠将诉讼增多看做是吏治败坏的结果，他说：“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豎将”诉讼日百数”列为三大弊政之一，意在指责西州官员教化不力，致使百姓重利轻义，其危害性与“豪右并兼”、“吏多奸贪”相差无几。北宋文豪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就是因为贱讼；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更以“纷然争讼”为“门户之羞”或“门户之辱”豏，贱讼之情溢于言表。士人何以如此贱讼，明人吕介儒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两家词讼……是大损阴鸷（阴德）事”，因为诉讼就不免要“仰人鼻息，看人面孔，候人词气，与穿窬之心何异？”豐由此看来，古代士人贱讼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大损阴鸷”、德行有亏。清人袁枚对三兄弟争产一案的判词也说明了这一点：“父尸未寒，挥戈涉讼，何颜以对父祖于地下，何颜以对宗族于人间？”豑作为司法者的袁知县对兄弟三人争产一案并未从律法上作出评价、给出裁决，而是从道德层面对其涉讼行为本身进行根本否定，对三人治以“不孝罪”，可见涉讼行为已表明兄弟三人道德败坏，其诉讼请求已没有评价的必要。 　　普通百姓对诉讼也持轻贱的态度，但又有着比士人更功利、更现实的一面。“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不可避免。迫于生活的压力，小老百姓“贱讼”的原因不是讼于公堂对德行的败坏，而是诉讼成本高、收益小。如范忠信教授所言，“讼”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好的结果，故而贱讼；“讼”使人体面扫地，故而贱讼；“讼”使人可能被人捉弄、欺负，故而贱讼。豒宋人的“戒讼歌”正是基于成本的考量而劝诫人们勿轻于涉讼的：“些小言辞莫若休，不须经县与经州，衙头府底陪茶酒，赢得猫儿卖了牛。”总而言之，古代中国人是以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对讼本身的道德或价值评价为出发点去贱讼的。豓但无论是基于对完美德行的追求而从内心轻贱讼争，还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轻贱诉讼，二者的外在表现都基本相同，即尽量不将纠纷诉诸官府。为了教化后代子孙，古人甚至将“无讼”的精神写进家训中。“居乡不得已而后与人争，又大不得已与人讼。……”豔由此，“无讼”的观念得以代代流传。 　　2．官府倡导和谐，力求息讼 　　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官方统治的基础，客观上需要减少纷争；而古代官员又多出自儒生，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其主观上存在“无讼”的追求。因此，古代中国注重对百姓的教化，力图从源头上减少讼争；讼争发生之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限讼、息讼、止讼。“无讼”已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司法官处理诉讼事务的指导思想。 　　古代统治者把无讼看得特别重要，并采取相应措施息讼。如朱元璋于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