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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侦查关于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而后者即为常说的“警察圈套”，在西方形成“陷阱之法理”作为被告人免责事由。我国对此出现 法律 缺位，造成适法混乱，很有必要进行法律规制，落实“以法治国”之理念。 伴随 社会 发展 进步，人类交往密切方便，伴之而来的犯罪案件日益复杂化。诱惑侦查作为特殊的侦查手段被频繁适用于那些具有高度隐蔽性、组织性、智能化如贩毒、行受贿、 网络 犯罪等中，从而引发了法学界根据不同的价值观来考察、 研究 这一侦查手段。在当今许多国家，诱惑侦查以其不俗的表现在实践中倍受侦查机关青睐，我国更有尉然之势。据统计，仅桂林市某城区检察院在1998年至1999年6月参诉的94件毒品案和假币案中就有80.85%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诱惑侦查。对诱惑侦查少有人谈及其合理性，合法性 问题 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也一直存在争议，实践中常常引起混乱。 理论 界司法界对诱惑侦查多有研究，然总不尽人意。笔者就此亦谈一已之见，以期为我国的侦查学理论、司法实践及立法有所启发，尽快在法律及人权保护上与世界早日接轨。 一、 诱惑侦查的概念、 历史 沿革及其类型 1、概念内涵。 20世纪初，诱惑侦查就在美国被深入研究，其确切概念可概括为：侦查机关（包括其特情、线人）（下同）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铒，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后将其拘捕的特殊侦查手段。 其特点是为达到目的而利用对方的某种欲望使用诈术，侦查人员隐蔽身份与企图，以假面目示人。“诱惑侦查”一词作为专业术语对我国法学界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它溯源于美国，二战后由日本引入 中国 。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我们所说的诱惑侦查即为美国的“侦查陷阱”或“侦查圈套”，“警察圈套”（entrapment），说“它们是一回事，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实乃误解。因为entrapment在美国是指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implant）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之受到追诉; 或指警方过度热心（overzealous）行为诱使守法公民犯罪。（前者为“主观标准说”，后者为“客观标准说”，下文论之）美国司法部1981年《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Attorney Generals Guidelines on FBI Undercover Operations）的J项中亦认为entrapment乃“诱惑或鼓动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手段”。 贝克曼（Erik Beckman）编著的《刑事司法词典》（ The Criminal Justice Dictionary）(1983,second ed.)对entrapment的解释是指“政府引诱根本不想犯罪的人犯罪之行为”，“仅仅提供机会给有犯意者不构成之”。显然，美国对“圈套或陷阱”是持否定态度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在1932年索勒斯（Sorrells）案中确立了“陷阱之法理”（Law of Entrapment）,被告人以此可进行合法的积极抗辩（affirmative defense）,使自已免责。此判例法理以后通过谢尔曼（Sherman,1858）、罗塞尔（Russell,1973）、汉普顿（Hampton,1976）案最终定型，并 影响 世界各地。其实，encouragement，直译为“刺激侦查”，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诱惑侦查”，美国对此一定程度上承认之，即诱惑侦查并非不允许，只有当走向极至时（extended too far）才构成侦查陷阱。也就是说诱惑侦查涵盖了侦查陷阱之含义。 2、历史沿革。 诱惑性手段作为正式的侦查 方法 在西方始于大革命前的法国。路易十四为了维护其统治，将诱惑侦查作为陷害革命党人、镇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手段。美国于1910年成立联邦调查局（FBI）后，特别在二战期间，诱惑侦查开始适用于反间谍活动，后又从查禁卖淫、同性恋、违反禁酒法、贩毒等犯罪逐步扩大至侦缉恐怖、行受贿、窃取产业情报案和追查赃物。二战后，日本为了阻止国内兴奋剂泛滥之情势，开始在缉毒中实施诱惑侦查，随后逐渐扩大至侦缉武器交易、卖淫、盗窃邮件类犯罪。其实，在我国诱惑侦查古已有之，隋朝文帝“患令吏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只不过名称非此而已，没有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 3、基本类型。 诱惑侦查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设计合理、运用得当，这种“引蛇出洞—诱以利益—后发制人”的侦查方法是一种绝妙出奇有效的侦查谋略；但若仅是因过分诱导而致人犯罪则体现其致命的危险。正如人所言，“它可能是使罪犯自投罗网的神奇道具，也可能是诱人犯罪的阴谋陷阱”，关键是要把握好“度”。根据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我国学理一般认为诱惑侦查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被诱惑者本来就已经产生犯罪倾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