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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综合性程序价值理论——贝勒斯程序正义理论述评 　　法律程序作为一种按照法定的方式、顺序和步骤形成实体法律决定的过程，究竟应将什么作为其价值目标？对于这个问题，西方法学界在相当长的时进期内都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除了英国学者边沁在19世纪早期曾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做出零散的论述[1]，西方各种法学著作几乎很少论及法律程序的一般理论问题。但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领导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深入开展，英美学者开始对传统的＂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这两项程序原则的性质和意义进行反思，有关法律程序价值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种研究成为法理学和程序法学的一个热点，而这种研究达到高潮的标志则是美国学者贝勒斯的＂程序正义＂理论。学领域中也出现了一种研究程序本身独立价值的思潮。一些英美学者从揭示传统的＂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出发，对法律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和正当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的程序正义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萨默斯的＂程序价值＂理论和马修的尊严理论[9].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在于，都认为法律程序是为保障一些独立于判决结果的程序价值（procedural values）而设计的，这些价值有参与、公平以及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等；一项符合这些价值的法律程序或者法律实施过程固然会形成正确的结果，但是程序和过程的正当性并不因此得到证明，而是取决于程序或过程本身是否符合独立的程序正义标准。换言之，一项法律程序或者法律实施过程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不是看它能否有助于产生正确的结果，而是看它能否保护一些独立的内在价值。至于这种内在价值究竟是什么，学者们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主张法律程序自身所保护的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上的正义价值[10]，有的认为是人的自然权利[11]、基本的自由价值和人的尊严[12]，还有的则认为是所谓＂将人视为目的而非仅仅手段＂的道德原则[13].不论怎样，法律程序自身的公正、公平、合理都被视为与程序所要产生的结果无关的独立价值，只有这些价值得到保障，那些利益会受到程序结果直接影响的人才能受到公正对待，即享有作为一个人而非动物或者物品所必需的尊严。在许多学者看来，法律程序作为实现公正结果的手段方面的价值尽管重要，但与程序正义价值相比，只能处于第二位。有的学者在强调程序正义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得出了与罗尔斯的纯粹的程序正义[14]相似的结论：确保法律程序自身价值的实现是法律实施过程的关键所在，只要遵循了公正、合理的程序，结果就被视为是正当的。这样，对程序正义的研究就最终走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开始成为法律哲学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侵害的程度越严重，所造成的道德损害也就越大。结果，越是涉及实体事项不太重要的案件，就越要投入较少的直接成本，所适用的法律程序也就越简便、快捷。贝勒斯的结论是，由于经济成本理论和道德成本理论都主张避免错误裁判所带来的成本支出，它们都追求发现事实真相这一目标。＂如果没有什么事实真相可以发现，法律程序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们关注争端解决的唯一理由是裁判能够对争端做出正确的结论。＂[17]但是，降低或者避免了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的过度支出，是否一定会使争端在心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得到解决呢？贝勒斯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正因为如此，他又提出了用来评价法律程序的第三项价值标准——＂程序价值＂。Matter of Principl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pp.73-10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