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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法律史研究的新视界 近代法律史研究的新视界 清代的司法/审断问题，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法律史学界的研究热点。里赞教授新近的《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一书（下文简称《晚》书），〔1〕在材料使用和论述视角上都有知识增量，可谓近代法律史研究的佳作，颇值得一读。 　　《晚》书将常见的司法称之为审断，旨在表明一个核心的观点：晚清州县的审断不能称之为司法，而是地方官政务的一部分。〔2〕这一核心思想贯彻于全文之中。 　　《晚》书主体分为问题、背景、实践、反思、角色五章。在问题部分，作者敏锐地提出，以现代意义的司法讨论晚清州县诉讼及其审断的做法普遍存在于既有研究中，已经造成了重大的误解，即忽略了清代州县作为地方全权职责的父母官角色，误将州县官当作法官，且将州县审断以现代司法视之，而目前法史学界围绕州县诉讼所发生的论争以及诸多理论争议多与此相关。于是，《晚》书便以滋贺秀三、寺田浩明与黄宗智在清代州县审断依据问题上的争论作为切入点，以中国而非西方、传统而非现代为视角，重新展现和研究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 　　作者先利用大量的典籍资料和研究材料强调清代州县官职掌靡所不综，首在狱讼的背景。在进一步利用材料分析该问题时，依托的主要是几乎未被系统使用过的南部县衙全清档案（以下简称南部档案）。众所周知，南部档案是目前发现保存最完整、跨越时间最长的清代基层档案。作者以南部县档案为依据，尽可能还原并展现了晚清州县审断的真实情况。具体而言，《晚》厘清了基层审断中的案件分类问题，即无论是制度设计或州县的实际观念，晚清州县诉讼并不存在如既有研究指出的民刑之分，在案件处理上，州县只是以案情的轻重将其分重情与细故两类，在重情和细故中，基层州县官的权责是不一样的。而基层审断的程序被作者概括为告则理、理不一定准（审）、审不一定断、断不一定依律四个基本步骤。各个部分均有相当的南部档案作为立论基础，使得整个过程的描述极具说服力。 　　在断不一定依律环节，作者直面现有法律史学界对传统中国司法依据的争论，以实证的方式提出，依律而断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南部档案反映出基层审断的实际情况是大部分案件并未按照律例的规定得到审断，而存在大量从宽、从轻，甚至明显有违律例规定而做出判决的情况。相较于其他学者运用法理分析而对黄宗智教授提出质疑相比，里赞教授依凭大量司法档案统计而得出的断不一定依律的结论是对黄宗智教授所称清代基层司法依法而断的更为有力和直接的反驳。 　　在通过司法档案展现晚清诉讼的几个环节之后，作者对审断依据问题做了较为深刻的反思。《晚》书从民间的诉求出发，强调两造诉讼并未因律而起，其诉讼期待也非以律而结，而在被皇帝授予地方治理全权之后，州县对案件的审理虽有规可循，但其具体的办案过程并未一丝不苟地照章办事，而是依照其个人对案件的判断和理解便宜行事，这些更为突出地反映出州县审断的灵活性。《晚》书所描述的细节尤应受到关注，被现有研究忽视的批词、判词等环节，作者通过大量司法档案的展现和分析，呈现出州县审断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充分表现在适用时间、适用对象、内容乃至用语特色上。论文联盟www.LWlm.CoM 　　《晚》书并未满足于此，在依凭司法档案进行反思之后，作者还从州县官的角色出发，重新阐释了清代乃至传统中国基层诉讼中的审断问题。在作者看来，情、理、律三者无疑都应当视作州县审断的法定依据。当下所谓法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包含了多层次的意义，而非单指狭义的律例条文之法。换言之，依律例也好，依情理也罢，都符合清代对纠纷裁断的制度规则，三者皆为法的渊源，不存在依律就合法而依情理就不合法的问题。情、理、律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非此即彼的关系。由于州县官的全权集中体现在对地方社会稳定（在当时看来，稳定的标准或许就是无讼）的维护上，因此，州县官的所有作为，包括审断行为，都应当看作是其对地方治理所采取的行动。州县官审断的过程也就不同于法官是一个司法过程，适用法律也不是其价值取向。州县官审断时不会考虑是适用律例还是情理，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以最便捷的方式了结纠纷，从而维护地方社会的和谐。事实上，在消除纠纷、稳定社会的价值取向下，州县官可以在自己职责范围内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情况往往是，只有当适用法律有利于纠纷解决的时候，州县官才会严格依照律例办理，一旦适用法律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州县官自然会以其他的方式解决纠纷。 　　当然，《晚》书并非毫无可商榷之处。在我看来，作者虽提及清代州县诉讼中重情与细故的区分，〔3〕但只是强调不能简单地以刑事、民事描述重情与细故，而应当注重古今用词的区别。〔4〕然而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晚》书并未描述这两者在州县诉讼中如何不同，反而将州县诉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证。无论从清代的成文律例还是基层的诉讼实践来看，重情与细故（《大清律例》称细事）都有着不同的处理程序，由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