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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 摘 要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 总结 意识的增强，对马班异同的 研究 呈现出新的景象。乾嘉学者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马班异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超越马班异同研究上抑此扬彼的局限，主张马、班并举，《史》、《汉》同列。他们在比较马班异同时，能够考虑到成书背景、著史旨趣及著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认识更加深刻，并且其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公允。 关键词 乾嘉；马班异同；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史学批评 《史记》、《汉书》是 中国 史学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二者的特殊地位，比较马班优劣，探讨《史》、《汉》高下，研究相关史学 问题 ， 自然 也就成了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争论两千年而不衰。 到了乾嘉时期，随着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更有大批学者在研究《史记》、《汉书》时涉及到此问题，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梁玉绳、章学诚、沈德潜、邱逢年、浦起龙、朱仕琇、熊士鹏、杨于果、牛运震、陆继辂、王筠、周中孚等。他们或断简零札，或鸿编巨制，从不同角度对马班异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甚丰，见解深刻。剖析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史记》、《汉书》研究的 历史 成果，还能使我们看到乾嘉学者自身的治史原则和 方法 。 一、史文繁简 《史记》记事起于黄帝，讫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所记为西汉一代之史事。二书在 内容 上有一百余年的重合部分。就具体篇章而论，《汉书》一百篇中有五十五篇与《史记》所记内容相同，计有帝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故历代研究马班异同的学者，很容易从二书相同的部分着手，研究其史文繁简、记事详略、取材异同，进而评价二书的优劣。如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明人许相卿的《史汉方驾》等。乾嘉学者在研究马班异同时，研究角度已趋向多样化，但仍对两书重合部分的记事繁简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通过比较探讨了马班史书取材的标准以及他们的史识。 总体而言，乾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时，已不像晋张辅等学者那样简单地以史文繁简论史书优劣，而是能够从马班著史意旨的角度讨论二书的繁简问题，比较公允、客观。如王鸣盛曾在《十七史商榷》中反驳张辅的“繁省说”，并且进一步指出“马意主行文，不主载事，故简；班主纪事详瞻，何必以此为劣”，[1]（卷七 ）意思是说，马、班作史的着重点、旨趣不同，由此而产生记事繁简区别，对此应分别看待。陈元棫也说：“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2](卷一八)无论是简是详，都是紧紧围绕着著史宗旨而作出的取舍。司马迁《史记》为会通之作，上下纵横几千年，旨在探讨历史演变的过程，故不得不提纲挈领地记载史事；而班固《汉书》为一代之史，述西汉之始末，主在总结西汉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故需详载二百年之历史。所谓“必综会其世其帝其国其人其事之始终曲折，审其孰重孰轻，炯若观火，然后即其重者以立主意，复执此以制一切详略虚实之宜”。[3] 就《史》、《汉》两书的具体篇章来说，乾嘉学者认为二者互有得失。大致说，《汉书》与《史记》相比，增加了一些诏令、奏议等，对此乾嘉学者肯定其记载详赡的一面，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汉书》增事迹”等条，就指出《史记》失收许多“经术之文”、“干济之策”，认为是一种缺憾。而《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明显赞同《汉书》记事的详赡，认为《汉书》所增补之文，“皆系经世有用之文”，[4]（P20 — 21）能让读者了解到更多的史事，从而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如沈德潜所论“高帝以下诸本纪，《史记》不录诏语，即间及一二语，而不录全文，《汉书》乃备载之，以志一代敦本懋实之治”，[5]（卷三 ）同样也肯定《汉书》多载诏令奏议。但乾嘉学者在肯定《汉书》增加诏令、奏议以充分表达史实的同时，又指出《汉书》与《史记》相比也有繁而无当之弊。如邱逢年说：“马之《律书》简而要，班之《律志》详而不得其要。”[3]赵翼也认为《汉书》所增列传有“本非必应立传之人”，并 “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更进一步说，“《史记#8226; 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 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6]（卷五）同时，他们还通过比较《史》、《汉》记事之不同，指出“班马各成其是”，如沈德潜指出：“《史记》董仲舒与申公、辕固生、伏生诸人，入《儒林传》，故只记其治《春秋》，传公羊氏学，见有功于经。而《汉书》详载其《天人三策》，及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语，见其能推明孔氏之传，此班马之各成其是也。”[5](卷三)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