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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的全民传播现状与舆论困境.doc
自媒体时代的全民传播现状与舆论困境
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中,互联网新科技都发挥了惊人的组织动员作用,网络成为民众交换讯息、表达不满、策划抵制行动的主要媒介。由于传统主流媒体无法有效反映不同的社会利益和诉求,部分民众开始转向网络新兴媒体来从事社会或政治参与活动,自媒体的发展正为此提供了新的自我组织异议的可能,借助全民参与的传播形式,创造了新的公民政治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机会,促进了对话沟通,甚至影响了政府决策。“全民传播”凭借互联网提供的新兴传播工具与信息平台,展开由下而上的草根参与,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成果分享,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网络自媒体被策略性地用于形塑公众的批判意识,改变了官方和民间信息权利不对称的阶层关系。
就目前的现实语境来看,现今中国内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国家、垄断集团精英、民间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角逐,以及各种新旧社会要素的尖锐对立和冲突,长期积蓄的社会矛盾将在当下及未来一段时期随时找到突破口而爆发,中国社会因此被推向了所谓的“高风险社会”。这种现状使得从传播学角度观察“全民传播”引发的政治文化及媒体环境的改变,及其对公众舆论所带来的机会与限制显得更加富有现实意义。
自媒体时代的全民传播现状分析
自从DanGillmor提出“自媒体”(We,the media)的概念以来,随着博客、播客以及各种新兴的网络应用和服务的迅速发展,自媒体的勃兴颠覆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信息的传播格局,信息形态的多元化裂变、受众与传播者之间角色的模糊化、公民话语权的空前拥有等等都使得自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研究在国际上流行起来。“自媒体”这个提法,被国内传播学者广泛使用,而国外学术研究中更常见的是“草根新闻”(Grassmots Journalism)、“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和“参与性媒介”(Participa-tory Media)等等。
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网络自传播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虽没有像大众传媒一样普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自传播逐步汇聚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传播活动,这对于民众从意见受众到传播主体的转型、公民言论自由程度的放大、公民话语平台互动空间的构建和网络情境下的“市民团结”(civic solidarity]无疑意义重大。在这种网络新环境下,“全民传播”(多为中国内地传播学者提法)研究,即“参与式传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研究纷纷发展起来。
所谓“参与式传播”,即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具有草根性的社群对话与参与模式,通过适当的传播行动与媒体平台,建立民主论坛与平等对话机制,以唤醒社群意识之觉醒,进而改变现况,增进所属社群福祉,同时透过“在地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价值的创造,促成社群自我发展与成果共同分享。
(一)传播空间
自媒体凭借新型的网络应用和信息平台,在“参与式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始发地、扩散器和接收地的作用,通过论坛热门帖子的讨论、门户网站的转载造势、传统媒体的跟踪报道,网络民意得以促成“公众舆论”。当然,以网络自媒体为承载的众多网络事件,均有着与传统媒体所不同的传播逻辑。
1、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
“网民议程设置”呈现零碎且分散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网络讨论缺乏深度和价值,相反,通过全民参与式的传播互动,使网络议题体现出了主流议程设置所不具备的时代精神,为主流大众传媒提供了进行全民讨论的资源,同时,网络议题最终想要凝聚起更多更广的公众关注,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调整政策取向,也离不开与传统媒体在权力机关允许的范围内的相互配合互动,线上转移至线下,由传统媒体进行跟踪报道造势。比如2009年5月发生在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经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成了全国瞩目的带有强烈法律争议、道德审视和行政问责的大事件。
张赞国等人曾在《News as social knowledge in China:The changing worldview 0f Chinese ha-tional media》一文中分析了“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认为媒体是形成民众“强制性的合意”(forced consensus)的场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学者徐桂权认为:“新闻作为社会知识,不仅‘强制性’地形塑‘合意’,同时也是酝酿着某种参与乃至抗争的潜能。”从民主参与角度来看,网络上的“全民传播”正在逐渐改变传统的新闻传播格局中媒体事件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网络传播扩大了以往被主流媒体所局限的信息传递和交换的范围,网民除了参与网络议题讨论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主流媒体的质疑,逐步形成网络群体内部反抗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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