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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文化政策评析文档
王导的文化政策评析
摘要:东晋初期,北方遭到外族入侵,长期动乱不堪,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东晋开国功臣王导积极推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推行玄学、重清谈、引佛入玄;重视儒家孝义和礼法;兴办学校、重视文化教育;注重世族婚姻联合和地区融合,极大地促进了东晋文化的繁荣,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字:王导 玄学 礼法 文化融合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琊(古籍文献一般为邪,现代人多用琊)临沂人(今山东临沂人),东晋著名的政治家,清谈领袖,曾历任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官至宰相,对东晋司马氏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故当时称“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年幼时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1]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不觉至台门”[2].展现了王导的才能与气质形象。首先提到王导,他是个政治家,对东晋王朝的建立和稳定作出了贡献,然而王导在文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他在朝时期的文化政策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则主要详细评析一下王导的文化政策。(引用文献须查阅原文,标明页码,务必做到字、标点都不错)
西晋末年以后,当时落后的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在黄河流域相继建立了政权,连年征战不息,对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东晋南朝的存在,大批中原人士南迁使华夏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南方,度过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得以传承和发展,以王导为中心的王氏家族对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下面则具体分析一下王导的文化政策。
一 倡玄学、重清谈、印佛入玄
王导非常重视玄学。东晋时,随着北方大族南徙江南,盛行中原的玄学传入江东。所谓玄学就是在魏晋之际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汉晋之际,人们以老,庄学说为骨干,创立了一种新学说,他们重视解释天道自然,提出了一套“贵无”的思想学说,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一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甚至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礼”的说法,玄学的产生极大地冲击了儒家礼法观念的束缚。王导为南徙侨人之精神领袖,十分注重玄学,他通常通过来组织北人,来增强世族的凝聚力。“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3]。”又载: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椽,辄翣如生母狗馨。”[4]所谓正始之音就是正始年间谈玄的风尚,王导以兴“复正始之音”自期,可见王导对玄学的重视,对当时玄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另外,王导还积极支持引佛入玄,玄道兼容。东晋之际玄谈重视风姿仪态和个人才情的表现,不再关注深刻的哲学理论的探讨,当时玄学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理论创新和建树在于引佛入玄,佛理和玄言相渗。东晋名士王导便常与义学高僧交往体悟佛理,王导还积极支持其子孙信佛,《晋书*王导传》载:“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珣兄弟讲《毗县经》。珉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与别室与沙门法纲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当时王氏子弟还有出家者,王羲之与支道林谈论义理,支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新意迭出,王羲之“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5]由此可见,东晋王导家族与佛教已结下了很深的姻缘,到了南朝时期,以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信佛之风更加盛行,引佛入玄思潮的出现使士大夫别开生面,倍感新鲜,特别是佛学的思辨方法激活了玄学名士剖玄析微的理论热情。王导在思想文化政策上具有很深的包容性和灵活性。除儒、玄学外,对道家也非常的重视,以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世代崇信天师道,《晋书*王羲之传》明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据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沿海地域的关系》一文中考证当时流行的天师道的发源地是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琅琊王氏家族的发源地也在此,所以容易受到像天师道这种深厚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天师道信仰丰富了王氏家族的文化,并带来了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促进了王氏子弟研习书法,其中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俩最为有名。
王导倡玄学,重清谈,适应了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潮流,王导利用玄学,通过清谈来组织南下北人,增强其凝聚力,为东晋王朝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后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但到了东晋后期,东晋名士多以夸大清谈来展现风姿仪态,从而逐渐发展为只展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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