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律令影响.docVIP

儒家思想对日本法律有哪些影响？ 自中国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以后，儒家思想对于日本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各领域，均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其影响力虽有强弱兴衰的变化，却一直不曾断绝，直至今日。古代日本的这种宗教与法律未分化状态，一直延续到6世纪前后。由于受到中国法律的影响，才有了现世性质的犯罪概念与刑罚。关于现世性的犯罪，因资料缺乏，已不可详知。至于现世性的处罚，据十分有限的记录可知，有死刑、流放、杖责、贬姓、黥面、没收财物等。其中的死、流、杖显然受到中国法律“五刑” (死、流、徒、杖、笞)的影响。然而，往往在处刑的同时又实行祓楔，这反映了当时仍处于宗教与法律未分化状态向世俗法过渡的过程中。然而，日本的世俗法体系的产生并非日本社会自身的产物，而是中国法律的模拟。 (三) 日本大规模地全面学习中国法，还是大化革新以后的事。日本最早的成文法是《近江令》，据说制定于大化革新后的671年。以后又于689年制定《飞鸟净御原令》。但这两种法令均已不传，不得窥其面貌。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虽已散失，但它与718年制定的《养老律令》的内容大体相近。《养老律令》中的律10卷12篇，仅存部分内容，后由逸文复原。《养老律令》的令10卷30篇散失2篇，也已据逸文复原。于律、令之外，以后又制定格和式，形成与唐代法律相似的包括律令格式的成文法典。律是刑法，令近似于现在所说的国家组织法、民法、诉讼法等法令和其他规定，格是对律令的补充规定；式则是律令和格的实施细则。日本成文法典的分类法与唐代法律的分类法完全相同。 《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都是以中国唐朝律令为范本制定的。自然，这些律令的精神与内容也都模仿唐朝律令，处处渗透着儒家思想影响。 《弘仁格式》序说：“律以惩肃为宗。令以劝诫为本。”[4]养老律的解释书《令义解》的官位令开首部分也引用中国晋律编纂者杜预的话，说：“凡令以教喻为宗，律以惩正为本。此二法虽前后异时，并以仁为旨也。”这两段话不仅规定了律和令的不同任务，而且表现了日本法律的制定者与解释者对于法律须以“仁”为根本宗旨即法律的教化性质的认识。这与中国法律体系所表现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儒家精神，并无二致。 养老律相当于现在的刑法。它基本模仿唐律，从篇数、篇名乃至内容，均大体相同。唐律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2篇。养老律也是12篇，篇名与顺序均与唐律同，只是条文较唐律为少。 养老律继承了唐律中具有儒家色彩的大部分条目，如“八虐”置于《名例律》之卷首，而所谓“八虐”实际是唐律“十恶”的变形。它把唐律“十恶”中的“不睦”和“内乱”去掉，将“恶”改称“虐”，遂成“八虐”。“不孝”自然也列于“八虐”之中，伦理责任与法律责任在这里被混为一谈了。 养老律还有“六议”条目。所谓“六议”则是唐律“八议”的简化。它将唐律“八议”中的“议功”和“议勤”合并为“议功”一项，又削除“议宾”，遂成“六议”。其宗旨也是表示对权贵们在法律上的优遇。 养老律还有“留养”和“以官为刑”等规定。这些显然也来自唐律。体现了懦家孝养尊亲的主张与别贵贱尊卑的思想。养老令虽以唐令为蓝本，但因令近似于现在国家组织法、民法等，而中、日两国社会政治组织与民众生活有诸多差异，所以养老令与唐令比较，有较多差异。养老令也有许多内容表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包含有中国“礼”的内容。 例如《职员令》对国家行政机构的最高官太政大臣的任务是如下规定的：“右师范一人，仪形四海，经邦论道，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5]太政大臣职务的设置，实际是模仿唐制，是将唐令中的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空、司徒)的任务归于一人。关于“师范一人”,解释养老令的《令义解》说：“教人以道之称也。”即是说，太政大臣是以“道”教授天皇的老师。因而要求太政大臣应是能为天下仪表，经邦论道，调和阴阳的有德者，实际是规定了日本天皇政治的根本原理是儒家的“道”。 《选叙令》则规定在选用官吏时，首要标准是德行如何，即“铨拟之日，先尽德行。德行同，取才用高者。才用同，取劳效多者。”[6]将“德行”置于“才用”与“劳效”之前。在评定官吏功过并对他们进行考课时，也首先看德行。《考课令》规定的考课官吏标准，第一条就是“德义有闻者，为一善。”[7]这些都是儒家的“为政以德”伦理本位思想的反映。 中国“礼”的一些内容也被纳入养老令之中。例如，中国儒家典籍《周礼》中有所谓“施舍”制度，即免除特定的一些人课役的制度。中国唐令根据这一传统制度，具体规定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8]中国唐代统治者企图以此为自己的统治戴上“仁政”的面具，并籍以推崇“孝顺”与“贞节”等儒家封建道德。日本养老令的《赋役令》几乎原封不动地抄录唐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