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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实证研究 [摘要]实证 研究 发现我国举报人的处境比较尴尬。在与检察机关的纠葛中，举报人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一些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严重 影响 了举报人的生存状态。举报人的人权保障本身就是检察机关执法中的重要任务，检察机关自身需要对如何保护举报人做出更多反思和制度改进。 　　[关键词]举报人 检察机关 保护 激励 实证研究 　　2006年4月3日，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龚远明在自家门前遭3名陌生男子砍杀，脚筋和耳后动脉都被砍断，生命垂危。这个因实名举报腐败事件遭到威胁和报复的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因为它发生的背景是，长期以来，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事件层出不穷，举报人的保护 问题 已经成为 社会 关注的一个焦点。君不见，“慕马案”的举报人周伟举报后连遭劳动教养和开除党籍，并最终因劳教期间倍受折磨而疾病缠身，撒手人寰；程维高落马后，举报人郭光允仍然受到死亡威胁；吕净一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结果先是被免职，接着以“涉嫌挪用公款”的理由遭拘留，最后又遭凶手行刺造成重伤，妻子则被刺身亡；屡屡受到打击的举报人李文娟，即使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介入后，依然被调离原工作岗位，并时常受到威胁……一桩桩案例不断披露着我国举报人的命运。而2006年的几起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案件，更使这个问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检”）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1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中纪委、高检有关规定中都有保护举报人的 法律 法规，为何举报人仍然屡屡受到打击和报复？对此，学界已经有不少的研究，在关于举报人的保护方面也有很多建议。但是，如果没有深入到问题的中心，从微观层面细致地考察实践中举报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难以通过宏大叙事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在提出“怎么办”之前，我们应该首先知道“是什么”，以及“真的是这样的吗”？诚如强世功所言的，“真正构成范式进步的恰恰是一种社会学的法律观取代 政治 学的法律观，用行动中的法律观取代书本上的法律观。”2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从实证的角度切入，以检察机关和举报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为经纬，展开关于举报人保护制度的 分析 ，剖析当下检察举报制度的困境及其症结，并试图在法律层面上寻找可能的出路。 　　一、举报人对于检察工作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是关于举报人权利的宪法性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可以接受举报的主要机关之一，有权接受公民和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人士，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检举、控告。举报职务犯罪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举报人和受理举报的检察机关。在我国，举报职务犯罪工作，是检察机关检察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把依法查办职务犯罪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把专门机关的法律监督与群众的民主监督相结合的一种有效形式。而广大的举报人，则是检察机关开展工作的坚实土壤。 　　举报人的存在久已有之，但正式进入检察机关的视野，则是源于建国之后。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举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特定的 历史 时期成为人们谈之色变的手段。“文革”以后，我国检察工作才正式进入了正规，打击职务犯罪的工作也开始更多地宣传举报人的重要作用。在1980年的高检工作报告中，我们就看到了举报人的身影。据统计，1980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上半年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68.4万多件次，其中接待来访10.3万多人次。这些信访，由检察机关自行处理的共4.9万多件。高检认为，通过信访工作，及时了解社会动态和人民群众反映，更重要的是，“从中提供直接受理案件的来源和线索，揭发了坏人坏事，纠正了冤假错案。”因为举报人“揭发了坏人坏事”，而不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此以后，群众举报便频繁出现在高检的工作报告中。笔者检索了高检历年工作报告，发现举报成绩斐然： 　　表1：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历年举报线索的统计1 工作报告时间 受理举报线索数量 其中初查和立案侦查数 备注 1981年 16.8万件 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 1987年 7.8万多件 49557件 限于 经济 犯罪线索 1990年 604800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