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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舟子遇袭案谈立案标准在刑法中的适用 从方舟子遇袭案谈立案标准在刑法中的适用 　摘要：在刑事法领域，立案标准应是司法人员认定犯罪时的参照标准，但在实践中，立案标准的功能却被无限扩大化，以致于被视为是认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种功能的错位，导致一方面将虽符合立案标准但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另一方面又将虽不符合立案标准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一概不认定为犯罪，这便出现司法中许多案件的处理结果不能为民众所接受的状况。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对立案标准的性质作正确认定，即立案标准属于司法解释而非法律本身，立案标准是认定犯罪的重要参照因素但非唯一标准；其次，在司法操作中应当赋予法官一定的法律解释权，唯有如此，才可以使法官真正做到以刑法条文为根据，结合立案标准和案件中的其他情节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对某种犯罪的成立与否进行合理认定。 　　关键词：立案标准；司法解释；法律解释权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１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２－０１０９－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１－０４ 　　作者简介：梅锦（１９８４），男，江苏扬州人，重庆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检察院控申科副科长，研究方向为刑法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论犯罪构成的机构与功能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ＣＤＪＸ 　　 　　一、案情回顾 　　据报道，２０１０年初，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肖某因对方舟子和方玄昌二人不满，遂与远房亲戚戴某合谋实施殴打方舟子二人的计划，并提供对方的地址和照片给戴某。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晚，戴某花五万元聘请的许某、龙某尾随回家途中的方玄昌，用钢管殴打方玄昌后逃逸。同年的８月２９日晚，许某尾随方舟子走进一家茶楼，并电话通知龙某，龙某带着铁锤、铁管等工具准备实施作案计划。当方舟子从茶楼走出时，许某迅速拿出喷射防卫器向方舟子面部喷射，龙某则持铁管追打，因方跑得较快，龙等扔出铁锤击伤方的后腰，二人作案后逃跑。随后，在对方舟子和方玄昌的伤情鉴定中，二人皆被鉴定为轻微伤，由于没有达到故意伤害罪的立案标准，作为教唆者的肖某和实施者的戴某等人没能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而是被认定为相对较轻的寻衅滋事罪。对于这样一种普遍认可，甚至被告一方也明确表示的故意伤害行为，却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这种判决结果不但引起了作为被害人的方舟子二人和普通民众的不满，而且被告方肖某也认为对自己故意伤害的行为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而提起上诉。 　　二、焦点分析 　　法院将肖某等人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引起了各方的不满。那么肖某等人的行为到底应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还是故意伤害罪，亦或是无罪。从肖某实施伤害的行为来看，此行为是有预谋的行为、采用了雇凶的方式、作案的工具具有极大的杀伤性、手段又较为凶残，如果不将肖某等人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肯定是不合理的。但将肖某等人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也不合理。寻衅滋事罪是刑法分则第６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一个罪名。从该罪名在刑法中的沿革历史来看，该罪名是１９７９年刑法中的流氓罪所分解的一个罪名。行为人在主观动机上是抱着公然藐视社会法纪和公德的心态，出于逞强斗狠、耍威争霸、发泄不满，或开心取乐、寻求刺激等不健康动机而实施的犯罪。［１］（ｐ３４１）可见，寻衅滋事罪主要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的良好秩序。但是在本案中，肖某只具有进行报复的故意伤害目的，并不具有逞能的流氓动机，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肖某还具有其他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故对于这样一种有预谋的伤害行为无论如何不应归结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严重而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然而司法机关为何不将肖某等人的行为认定为众望所归的故意伤害罪，原因在于故意伤害罪的立案标准是轻伤以上，而肖某等人的行为仅致被害人轻微伤，故司法机关无法将肖某等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因此，司法机关将肖某的行为认定为相对合理的寻衅滋事罪似乎已经仁至义尽。然则，不符合立案标准的行为就一定不构成犯罪吗？立案标准在刑法中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功能定位呢？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司法实践中，诸如方舟子遇袭案的不合理判决，根源就在于对立案标准在刑法中的功能定位没有合理的认识。 　　三、立案标准在刑法中的功能定位分析 　　在现行的司法实践中，立案标准的功能却被无限放大化，以致于在犯罪人的其他要件（通常为客体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立案标准就成了认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出现以下两种不合理的情形：其一，当行为符合立案标准，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时，仍被认定为犯罪，典型的案例如北京的天价葡萄案、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将安乐死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其二，行为虽不符合某种犯罪的立案标准，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却不认定为该种犯罪或只认定为构成较轻的犯罪，典型的案例如本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