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口供规则中体系论纲_0.docVIP

刑事诉讼中口供规则体系论纲 摘　要：在刑事诉讼中，完整的口供规则体系与口供的范围、口供的真实性、相关性等 理论 密切相关，而建立在这些基本理论之上的口供规则体系应当围绕取证规则、质证规则、排除规则和补强规则这四个方面构建。这四个方面的规则应当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只有构建一个完整的口供规则体系，才能保证单个规则的作用发挥到极至。 　　关键词：口供；取证；质证；证据排除；补强证据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 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2　　口供规则，是证据法中的一个核心 问题 。近年来围绕这一问题的论争颇多，有关沉默权之争、非法取证排除问题之争、传闻证据排除之争等都是这种论争的典型表现。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口供规则的建立都必须以口供规则的体系化为基础，即任何一个口供规则的建立，都必须以其他口供规则的存在为条件；脱离其他口供规则，任何一个口供规则要么难以发挥作用，要么就会变形。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动机，试图勾勒出一幅体系化的口供规则网。 　　一、立论基础 　　（一）口供的范围与口供规则口供虽然是在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证据形式，但在不同诉讼程序之下，口供的范围有所不同。 　　1.从口供的 内容 来看，在传统上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对被告人陈述的内容不存在严格的区分，不管其内容如何均称为被告人自白，而且适用统一的证据规则。而在对抗制诉讼体制之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陈述被严格区分为自白（confessions）、自认（admissions）和辩解陈述（exculpatorystatements），三者所适用的规则各不相同。[1]（P817-818）在这三种陈述中，对于自白设立的证据规则最为严格，而对于自认和辩解陈述，由于存在这种定义上的操作，会在很大程度上排除有关自白的任意性以及真实性等要求的适用。对此，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不能保障被告的权益和司法的公正性。[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种制度设计恰恰体现了对抗制诉讼构造的特征。鉴于对抗制之下证据规则的严格和复杂，以及被告人由此获得不正当利益之机会的增加，通过定义手段对自白法则的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可以实现控辩双方在诉讼过程中的力量平衡，从而不致使自白法则成为一道控方无法逾越的天堑。 　　2.从口供作出的诉讼阶段来看，在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对口供一般不作诉讼阶段的区分，不存在审判外供述和法庭上供述的分别，一律适用统一的证据规则。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之下，法官常常会事实上偏向于控诉的一方，因此， 法律 对口供在审判中和审判外的运用加以同样的规制便殊为必要。而在对抗制诉讼体制之下，适用于口供证据规则的仅限于在审判前程序作出的自白，在法庭上作出的自白，则被称为“审判上的自白”（judicialconfessions），如果被告人作出了审判上的自白，则直接进入“认罪”程序（guiltyplea）。 　　我国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将口供定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即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3]（P175）可见，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口供既没有内容上的限制，又没有诉讼阶段的限制。应当说，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奉行高度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有关口供的规则非常笼统，因此这种很宽泛的定义，尚足以应付；但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以及 目前 司法改革中的主流观点都要求加强控辩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这样一来就迫切要求对口供的范围加以一定的区分。本文论述主要针对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罪行的全部供认。 　　（二）口供的真实性、任意性与口供规则 　　当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时，人们由此产生的担忧大致会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口供的内容是否与案件事实相符，即口供的真实性；其二为供述人作出供述是否完全出于其本人的意愿，即口供的任意性。纵观各国针对口供而设的证据规则，其背后的价值基础无外乎上述两个方面。 　　口供作为证据的一种，对真实性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原本无须特别强调。而且证据的真实性属于证明力的问题，依据自由心证原则，要由法官或是陪审团自由判断，证据规则往往对其无能为力。但是由于口供是一种言词证据，而且与另一种典型的言词证据———证人证言相比，其所涉及到的主体和关系更为复杂，因此其真实性受到外部干扰的危险更大———不仅存在正常条件下的削弱，而且极有可能出现人为的蓄意歪曲或篡改。口供的这一特点，要求在证据规则中对其真实性作出相对于其他证据种类更为具体的规定。这可以视为是自由心证原则的例外。[4] 　　口供任意性标准的出现则是来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的承认。诉讼主体的概念是以近代启蒙思想和古典 哲学 中的主体性理论为基础 发展 而来的。该理论的基本精神在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