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中则的价值基础及其本土化构建.docVIP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及其本土化构建 【原文出处】中国刑事法杂志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05 【原刊页号】64～72 【分 类 号】D415 【分 类 名】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复印期号】200301 【 标 题】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及其本土化构建 【 作 者】曹坚 【作者简介】曹坚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处 【内容提要】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立法中尚是空白，构建什么样的排除规则必须分析该规则得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即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司法公正与刑事效益。只有根植于适合的价值基础上，才有可能保证这种排除规则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产物。本文的目的即着眼于此。 【摘 要 题】证据理论 【关 键 词】排除规则/价值基础/构建 【 正 文】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据立法中早已据有一席之地，并且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而日臻完善。相比较，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活动中长期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这种倾向自然而然强烈地体现在证据立法上。时至今日，我国尚未制定出一部完备的证据法典。作为证据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缺乏赖以生存的母法——证据法，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先天“残疾”，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中无从体现，当然不可否认，刑事诉讼法中有少量的类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笔者在本文中无意一味探讨如何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是试图在深入探讨该规则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土壤——有关刑事诉讼的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构建带有本土化色彩同时具有一定的国际化气息的排除规则。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中关于刑事非法证据的规定及不足 　　一般而言，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由当事人、证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的具有法定表现形式并能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该概念基本符合刑事证据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三方面的特征。刑事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注：陈卫东、严军兴主编：《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证据的合法性就是证据的资格问题，它要解决某一证据材料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能力的问题，（注：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刑事非法证据显然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其不合法主要体现在取得证据的方式、程序或者证据的种类上。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有的相关几个法条零碎地体现了排除刑事非法证据的诉讼精神。刑诉法第42条规定了证据的七种种类，这表明刑事诉讼活动中运用的证据材料必须能够归属于七种类中的某一种。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如果仅仅依照该规定，我们无法得知以上述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能否作为有效的证据而在刑事诉讼中被采用。所以，严格地说，该规定并没有建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初步规范了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最高检的《规则》比最高法的《解释》规定得更加详细，即《解释》将以非法方法（主要是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而《规则》虽然也认为以非法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但是规定可以由侦查或检察人员重新取证，也就是说已经遭受非法方法侵犯的诉讼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有义务协助侦查或检察机关重新履行作证的义务，他们的重复性的言词证据可以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这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犯罪嫌疑人先前受到侦查人员的引诱，交代了一些问题，其所交代的问题在客观上可能是真实的，只不过交代的前提是因为存在侦查人员的违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