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号权与商标权冲突中：一个解释性视角.docVIP

商号权与商标权冲突：一个解释性视角 【正文】 一、引论 二、商号权与商标权冲突的 法律 原因 三、冲突的表现形式 四、处理此类案件的三条路径 五、司法实务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引论 　　权利冲突理论在学术界曾有过激烈争论，如学者郝铁川认为：“被学界搞得沸沸扬扬的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场误会，是一个伪问题。它是人们把权利本位绝对化导致的，只要守望好权利边界，就不会发生权利冲突。事实上，权利冲突本为无稽之谈。”[1]但是，我们要真正准确地把握权利的边界又是何其容易？尤其是在被英美法学家惊呼为“权利爆炸”的当代社会，财产权日益呈现多样化、无形化、专门化的趋势，诸权利之间的法律冲突也成为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题。故此，更多的学者则坚持权利冲突存在论。[2]从理论上说，知识产权权利体系中的各权利的配置都有其特定的依据，任何一项知识产权专项权利的设置都是在知识产权“天平”中增加的一个平衡的“砝码”。但在现实中，由于绝大多数国家对知识产权各权利的配置都是采用单行立法的形式，未充分顾及各自调整的权利关系在知识产权“大家庭”中的“和睦共处”，这就很可能出现权利设置的冲突或者空白遗漏。[3]据说不但有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4]而且知识产权诸权利之间的冲突更是大规模发生。[5]特别是对营业标记之间的冲突的讨论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6]同作为营业标记的商标与商号受不同法律规范来调整，加之商业利益等诸多因素的驱动，因此二者在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冲突就屡见不鲜了。 　　伴随商号权与商标权冲突的案件频繁出现，人们有针对性的关注和研讨工作也呈现如火如荼的态势。这无论对于司法实践中此类棘手问题的处理，还是对我国未来相关法制的完善，都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但是笔者在认真阅读这些研究 文献 时，发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那就是面对商号权与商标权这个实务性倾向很强的问题，至今少有人全面而细致地整理、爬梳过现行的相关法制架构，导致了在应对商号权与商标权冲突的案件时，往往无法能动地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有针对性地做出司法处理。这种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于，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并没有直接解决商号权、商标权以及其他营业性标记在发生权利冲突时的统一立法，造成了目前这类权利冲突案件大量涌现时，各部门纷纷出台纷繁复杂的修补性规定，层次不一而又缺乏协调，不但使得司法人员无所适从，还给研究者带来梳理、分析的难度；其次，很多研究人员没有站在司法的立场考虑问题，不关心在当下法制背景下，司法实践对于解决具体纠纷时寻求裁判依据的迫切需求，动辄就言及未来的法律远景规划、立法建议，——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尚需在法治化进程中扬鞭奋疾的国家，但相较于法律实践面向的“解释论”立场来说，这虽然是必要但又决非更重要的作业。 　　立足上述观察和判断，笔者在本文中将立足解释论立场，努力调动现有的各类法制资源，剖析商号权与商标权发生权利冲突时的一些司法实务问题。首先从当前既定的法制架构中演示出商号权、商标权产生权利冲突的制度层面的原因，从根源上明了该权利冲突的现状；其次，分类确立了这种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并以此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力图贯彻到后文的论述之中；之后，自商号权和商标权发生权利冲突的当事人的视角出发，结合各类辅助性、补充性规定，分别从《商标法》、《 企业 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确立的三条道路探求当事人能够获得各种救济途径和策略，并在此基础上 总结 归纳出不同的冲突表现形式下，当事人的总体救济模式；最后，参酌2008年2月1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过程，从人民法院的司法实务视角，结合当事人的救济模式，就人民法院在立案、审判中存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加以思考，试图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获得些许有益的结论。 　　二、商号权与商标权冲突的法律原因 　　（一）商号与商标的表现形式出现重合的几率很大 　　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企业名称应当由以下部分依次组成：字号（或者商号，下同）、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随后的第八条规定：“企业名称应当使用汉字，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名称可以同时使用本民族自治地方通用的民族文字。”《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企业名称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范的汉字，不得使用外国文字、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随后的第十四条第一款则规定：“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应当由2个以上的字组成”这样，商号的表达形式就被限定在两个以上的文字上。 　　根据《商标法》第八条的规定：“任何能够将 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以文字作为商标是可以的。 　　根据上述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