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法》中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司法实效问题研究.docVIP

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司法实效问题研究 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司法实效问题研究 《布莱克法律辞典》将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界定为：当被告的行为是轻率、恶意、欺诈时，（法庭）所判处的超过实际损害的部分。其目的在于通过处罚做坏事者或者以被估计的损伤做例子对其他潜在的侵犯者产生威胁。惩罚性赔偿以民事损害赔偿为基本原理，但又具有明显的惩罚性，因此多用于处理与社会公益关联密切的经济类纠纷。在食品安全领域建立和完善旨在提高食品生产销售安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出台，被称为惩罚性赔偿条款的第96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该条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颁布）第4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09年颁布）第47条共同搭建起我国产品责任，尤其是食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初步框架，对我国食品的生产与销售具有重要的约束力。尤其是《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在适用条件上，就主观要件而言，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生产者或销售者分别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者过错责任原则。如果以三鹿奶粉为例，奶粉生产商无论因故意抑或过失导致奶粉存在安全问题，都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奶粉销售商若能证明其不知或不应当知道该批次奶粉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则不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其只对消费者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惩罚性赔偿要求行为具有违法性。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表述可知，适用惩罚性赔偿不以损害事实为条件，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不以消费者所购买的食品造成进一步损害事实发生为条件，因为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已经因食品生产者或销售者的不法行为造成了财产损失，其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食品生产者或销售者的损害。[1] 　　促成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问世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为直接的原因还是近年来消费者食品问题投诉率居高不下，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数据，从2004年到2009年每一年度的上半年中，消费者对于食品问题的投诉总量占该半年消费者投诉总量的6%左右，并有居高不下之势；另一方面，近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威胁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2004年阜阳奶粉事件、2005年苏丹红事件、2005年孔雀石绿广泛用于水产养殖、2006年红心鸭蛋事件被报使用苏丹红、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2]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固然是多重的，但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机制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是最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催生了十倍赔偿制度的诞生。 　　从渊源上讲，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的产物。通说认为，英美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最初源于1763年英国法官Lord Garnden在Huckle v.Money一案中的判决。17至18世纪，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20世纪以来，由于大公司和大企业的蓬勃兴起，这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商家所制造的一些不合格商品对消费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尽管消费者可以通过传统的损害赔偿制度获得补救，但考虑到这些大型企业具有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地位，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讲，传统赔偿金以补偿为目的，不仅赔偿额度较小，而且相比产量和销量而言索赔的比例也非常小。此时传统损害赔偿制度难以对商家制造和销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行为起到真正的遏制和震慑作用，由此发展出了通过对商家处以惩罚性赔偿的方式来保护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制度。此后，惩罚性赔偿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同时赔偿的数额也在不断提高。20世纪后期，通过一系列司法判例，美国建立了产品责任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其中包括食品侵权案件。但总体而言，惩罚性赔偿责任在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中，是边缘性的、饱受非议的法律责任形态。欧陆大部分国家基本上拒绝公开接受真正的惩罚性赔偿。例如，法国和比利时采取如下原则：责任人无须高于实际损害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德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曾认为，惩罚性赔偿金与德国法的基本理念不一致。《德国民法典》理由书阐释的罗马法规则认为：不应当授予不相关的人不当得利的诉权，关于公共事务的共同规则，它是一个行政法问题。[3]（p350）德国、日本均拒绝赋予当事人以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法国法官在严重过错案件中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而扩大赔偿范围，但是法官不能公开将其作为判决理由，否则最高法院会在上诉审推翻该判决。[4]（p103）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51条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