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超低生育率下文明危险.doc

西方超低生育率下的文明危机 由于强制养老的制度约束，生养孩子作为养老投资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由此带来了最不人道的一面：宏观上资源向上一代转移。本质上是上一代剥削下一代。 人类似乎处在永恒的忧患中。就生育而言，工业革命以降，西方社会率先现代化，营养状况和医疗状况持续改善，人口由农业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工业社会前期（强制养老保障有效实施之前）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由此直到1970年代，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恐惧高生育率的浪潮，许多学者担心人口增长过快将令粮食不够吃、能源不够用、“人均资本存量下降”，进而导致人类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饥荒与战争！ 在这股浪潮中，二百多年前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写了《人口原理》，称粮食按线性函数（等差数列）增长，永远赶不上按指数函数（等比数列）增长的人口。这一想法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的《增长的极限》中仍能找到。 与某些学者的歇斯底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看起来突然转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横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前期的高生育率似乎戛然而止。现在，西方社会该担忧的是超低的生育率，西方文明的危机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来临了，这一次是真正的危机。 超低生育率 衡量人口生育率高低的基本指标是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指的是每个妇女在其生育年龄（15至49岁）生育的子女数。2.1被称为世代更替水平（Generation Replacement），生育率只有不持久低于此数，子代的人口规模才能不低于亲代，总的人口规模长久才能保持稳定。 如果生育率持续低于2.1，年轻人口及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越来越低，老年人口比重将越来越高，总人口长远将减少，对经济发展和强制社保来说都是坏消息。 从生育率数据看，西方社会197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此前，总和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对高生育率的担忧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意识。但此后，一切都变了，西方几乎所有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成为一种常态，而且呈现出越来越低的态势。生育率越低，子代人口规模相对于亲代的比例就越低，人口衰减（是一个指数函数）也就越厉害。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及欧洲总体上均是低于1.5的超低生育率。美国稍显例外，生育率在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了反转，此后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徘徊。 不能仅归结为生育成本上升 导致西方社会持久普遍低生育的原因是什么？容易想出的一个理由是生育成本上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家庭选择生育几个孩子当然是一种自利的理性行为。既然是行为，就有成本与收益的考量。以成本观之，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成本是上升了的。 在农业时代，耕地等农业生产的重体力活由男性承担，纺纱织布等需要灵巧的轻体力活由女性承担，照看婴幼儿的活计主要由女性担当；但进入工业时代，女性也可以进入工厂做工，如可去纺织厂等；随着大量主要靠智力而不是体力的白领工作涌现，女性与男性在体力上的差距就不重要了，在教育和薪酬上的差距也逐步缩小。女性因为生、养与教育孩子而放弃的薪酬与升迁机会就会越来越大，养育孩子的直接费用支出（衣食住行学等）也会逐步抬高。妇女在生育子女上的话事权随之上升。 不过，仅仅用生育成本上升，不足以解释西方社会生育率下降以至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不错，工业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家庭的生育成本是上升的，但家庭收入（更多的财富与收入，能够买到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也上升了，这就足以抵消一部分因生育成本上升对生育率的不利影响。 从实证角度看，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会下降，但并不会很快出现超低生育率的情况。就西方国家而言，直到1970年代前，西方社会走向工业化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生育率仍是稳定地高于世代更替水平。 而且，从逻辑上说，如果一个社会走向城市化、工业化，妇女参工率上升导致生育成本上升，由此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以至能稳定地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那意味着经济发展内蕴了一个人类自我毁灭的机制，你能想象有一天经济发展会导致人类灭亡吗？这完全没道理可言。 养儿防老的计算 要完整解释西方社会生育率稳定地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还需要从生育与养老制度的变迁来看。这一点正好是影响了生育收益。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在父母看来，孩子是资本品，生还是不生、生几个、什么时候生是投资决策。对父母来说，生育孩子有两类收益，一类是非金钱收益，包括基因的绵延、享受天伦之乐等；另一类是金钱收益，孩子长大后能挣钱了，转移支付给父母一部分作养老之用。以收益观之，在强制养老保障建立后，生育孩子的收益计算大不一样。 在农业社会和没有强制养老保障的工业社会前期，养老主要靠家庭内部解决，家族和社会救济是辅助手段。农业社会强调“孝道”，“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