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睦邻之道和外交哲学.docVIP

论中国睦邻之道与外交哲学 根据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观和历史唯物观，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方面，物质具有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另一方面，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理解可以体现在中国自古以来的睦邻之道和邦交事务中，也可以在人际交往中寻觅到其身影。 先秦李耳《老子》有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道德经》中老子描述的理想国大概就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因为无所欲所以无所求，因为无所求所以无所相交的生存环境和情景。然而这大抵是春秋战国时期战火纷飞，黎民深受战争之苦而发出的时代心声以及内心深处的共同愿望：宁可不相交，也不要再交战。这体现了物质对于意识的决定性作用，由于特殊的战争背景和连年交战导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悲惨事实，催生了思想界如老子等大家的避世意识和急遽上升的“安乐宁静”的憧憬和追求，以致生死不相往来的观点。试想如果是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因为互通有无而形成互利互赢的局面，百姓生活都因为开放的经济贸易和自由的政治交流而使生活更加繁荣昌盛，又何至于产生这种消极避世的情绪和固步自封的执拗？ 而从更深一层理解，又大抵可以分为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撑和维系的农业文明社会，由于自然经济的固定特征而无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交往。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生产状况导致以小农为主的封建社会具有极强的封闭性特点，人们容易固步自封，国家也容易闭门造车，导致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生产力下降，创新的源泉始于萌芽就被扼杀于摇篮。而且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小农社会，当求安求稳的生活价值导向盛行于世，人们则必然会形成封闭、保守的行为方式与处世心理。对衣食无忧和平安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对离开氏族社会、群体生活的恐惧，促使他们难以跳出熟悉的家园、土地和家族等安稳的生活圈子，而微薄的动力和信心也难以支撑和推动他们与日常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和事进行广泛的交往，使得人们只能安于现状，遵循老守田园的生存模式。在“见闻不出乡里，交往至于四邻”这样狭小而孤独的生存环境中，日常生活主体的交往范围如此之小，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以外，赶集差不多是多数人平常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机会与手段，人们愈发坚定保守、封闭的交往观念。并且，由于封建家族组织内部结构的封闭性和对男女之别、尊卑秩序异常坚定的陋习，也阻碍了人们突破狭小而固定的日常交往范围。因为家族之外的日常交往活动少之又少，加之中国传统日常交往活动又主要是凭借家族血缘亲情来维系的一种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群体性生活方式，便会使人们难以突破聚村而居、聚族而居的区域界限而进行自由的交往，从而最终形成日常交往关系的保守狭隘性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自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始形成的群体意识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群体行为，尽管封建社会较少需要以群居方式抵御野兽和自然灾害，但是仍然延续着对集体主义的虔诚信奉。将自我价值消融于整体，个人价值与利益附加于整体价值和利益中，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之上，大于一切。而这种对于集体主义的崇拜则集中体现在封建宗族制度上，正所谓“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个人成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附庸，不仅限制了人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性，而且严格的等级意识和尊卑制度也造成交往的非对等性。为了减免战争之苦，避开祸患，为了顾全大局、保全家人，即便个人放弃社会交往需求以及牺牲些许生活便利，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面前亦不足挂齿。故而有“和亲”之说，以女子和贡品换取少许时日边境的安定。纵王昭君有沉鱼落雁之貌，哪怕她还对汉元帝情深一片、痴情不改，亦只能换来人们的一声叹息，却不能改变个人出塞的命运，更不可能撼动朝廷百年江山。因为在普世价值观里，以一己之身换取万千黎民百姓的安身保命，虽牺牲小我保全大我未免可惜遗憾，却是一笔再合算不过的买卖。而及至家族利益，亦是如此，贫苦人家送孩子入宫为宦，可凭借此道减轻家里负担谋求生存，也可减免劳役之苦，若在宫中稍有起色还可以提携家族旁支，摒除个人愿望于外，对家族整体利益有所裨益。另外，古代女子姻亲向来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人难有婚姻自由，多数姻亲便是结于利益共同点，为家族合作考虑，而女子唯有言听计从方能不失去家族的荫庇。这就体现了意识对于物质的能动作用，整体利益和集体价值至上的意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个人的存在服务于集体的需求。 老子的理想国并没有能实现，而关于社会人际关系的交往以及邦国之交的认识和感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正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反复并且无限循环的过程。一般来说，人们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正确认识,仅仅经过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一次循环,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