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观经济的不同模式和发展思路.docVIP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道教宫观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模式分析，试图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宫观自养，积极回报社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贡献的初步构想。 ? 关健词：宫观、经济、模式、自养、发展 一、古代道教经济结构剖析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即便是原始人，虽无“经济”的概念，也已存在“实物”的分配。这从母系社会的生活痕迹可以找到证据，如西安半坡遗址中就出现了窑场，公共墓地，公共仓库等，其实就是一种经济实体并隐含着经济管理与分配。古代关于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见《淮南子、齐俗》）的传说，虽然夹杂着一些后人想象的成份，但也说明原始人类已经有了社会分工。 撇開其历史渊源不说，中国道教成为有组织的宗教，已是东汉顺帝年间，这时以封建制为特征的封建社会经济体制已经确立。而这时的道教如何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环境，以维系宗教的传承和发展，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此，我们不妨对道教创教之初的经济结构和管理模式进行一番探索。 椐道书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道教最早的经济结构大概有四点：一是收取“信米”，凡入道者均得交五斗信米，故早期道教又称“五斗米道”。这是天师道宗教经济的主要来源。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在生产力低下，农民大都饥不择食的东汉动乱年代，五斗米并非一个很小的数目。二是“以符水为人治病”，这应该是属于社会服务的一个方面，至于是否“收费”，道书未见明确记载，但以情理推之，应是有一定回报的，这也可以从以后的符箓专卖得到印证。三是分庐立治，逐步建立起宗教内的经济管理体制。《葛洪、神仙传》记载，天师道成立时“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长官……。”其时的二十四治，既是各领一方的分坛，又是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四是实行政教合一、这是天师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高度发展。系师张鲁踞汉中、自号“师君”，以“鬼道”教民，“设义舍，置义米，义肉，行旅之人可量服食用。若贪而食多，则鬼神使病之。犯法者，原宥三次，再行之于刑。有小过者，命其修路百步，则罪除”。张鲁实行的这一套政策，曾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扬，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对《张鲁传》所做的批示中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用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说：“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教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在当时，对张鲁的统治，“民夷便乐之”“成为东汉末年比较安定的地区，关西农民迁往的有数万家，巴人也有很多迁往”（见广西人民出版社《简明历史手册》1985年1版）。 随着岁月推移，朝代变更，道教宫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五斗米道”的分庐立治不复存在，张鲁的政教合一更是昙花一现，代之而来的则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朝延御赐。魏晋以降，民间道教逐步向官方道教转变，到了唐朝，更是把道教尊为国教，于是便出现了很多由朝庭“赏赐”而兴建的宫观。宋朝，尤其是太祖（赵匡胤）太宗（匡义），微宗（赵佶）都对道教非常尊崇，太平兴国六年（981）赐建苏州太一宫；大中祥符二年，“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场，并以“天庆”为额，民有愿舍地备材建盖者亦听便”。（见卿希泰《中国道教史卷二》562页）宋崇宁四年（1105）微宗拨赐江东徐氏绝产计米万余斛重建上清观并赐建天师府第。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不久，即“赐白金十五镒（约360两白银）”命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修建府第。 由于有了朝廷的恩赐，使得许多有名宫观都有了雄厚的资产，如茅山道院，早在宋、至道年间（996）就有九处道观，300顷水田（约合3万亩）；龙虎山道教祖庭，鼎盛时曾建有91座道宫，81座道观，54座道院，被称为“昼夜长明羽人国“。雍正年间，大上清宫各院在贵溪，安仁（今余江县）、弋阳等地均有田产、山林、池塘、每年额收租谷就达6663石，其经济实力之雄厚，可见一斑。 二是符箓专卖。自唐宋以来，出售符箓就是龙虎山天师府的专利。到明朝时，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各地私出符箓，从而确保了天师府符箓专卖的权利。符箓印制后，经天师府法箓局加盖“阳平治都功印”然后运往上海，苏州等地出售，符箓专卖权的确立是天师府经济来源的又一大专柱。 三是宗族资产。自唐代以来，以姓氏，村落为主体的置灯田，置庙产成为一种风尚。这些庙产本是宗族为祭祀而用，但大多数由道士负责经营，按道教的规范塑立神像举行醮仪。如上清镇有唐末倪亚王所置的“灯田”，鹰潭有宋初桂氏宗族所建的“威显祠”等。由于有了宫观田产，加上宗族每年的供养，有一些宫观（祠、庙）也逐渐富裕起来。 四是游方道士，对于多数散居道士及全真派的清修道士来说，他们的经济便不及上述三种，有的隐居山林、茅草为屋，山洞为家，有的云游四海、飘泊江湖。正因如此，道教（佛教相同）便有了“挂单”的出现。“挂单”对于凝聚宗教力量，维护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