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写民”现象论.docVIP

“汉写民”现象论 　　面对这一困境,汉族作家自然地向边远少数族群文化寻求自救方案,以缓解现代性的挤压和逼迫,少数民族文化便被浪漫化处理为与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一种镜像,汉族作家开始通过书写他者以达到自我文化的反思和重建。 　　 　　中国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多样性和非规约性特征迥异于单一民族国家文学,在“多民族文学史观”审视下,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少数族裔文学积极参与了与主流文学、世界文学的对话,尽管在作品数量、质量及受众方面暂时还处于弱势,却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文学的水平和声誉。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兴文学现象,即汉族作家以少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为书写题材的文学形态迅速崛起,其代表性作家如马原、马建、高建群、冉平、范稳、红柯、迟子建等人的有关创作纷纷获得各种奖项,如红柯的《西去的骑手》获2001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第一名、2003年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学会奖长篇小说奖,《乌尔禾》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哈纳斯湖》被译成五种外文参加国际书展,引起广泛反响;范稳的《水乳大地》获200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第三名、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悲悯大地》获得读者极大好评;冉平的《蒙古往事》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更是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历史上汉族作家对少数族裔题材书写,或者被主流文化所遮蔽,或者被国家意识形态所侵染,往往以“主/客”二元式思维看待他者,仅通过少数族裔风土人情、地域特色等外在层面书写以凸显其异质性,缺乏对少数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的挖掘,没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在多元因素综合作用下迅速进入中国。现代性“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于全世界”。〔2〕145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在持续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预防约束机制,传统文化面临转型危机:精神滑坡、道德失范、伦理失衡、环境污染等各种负面现象愈演愈烈。面对这一困境,汉族作家自然地向边远少数族群文化寻求自救方案,以缓解现代性的挤压和逼迫,少数民族文化便被浪漫化处理为与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一种镜像,汉族作家开始通过书写他者以达到自我文化的反思和重建。因此,少数族裔文化及其传统叙事资源形构了这种文学独特的文本形态、价值立场及书写规律,在实践层面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学史观的建构和拓展。笔者把这类文学称为“汉写民”文学,把该书写现象称为“汉写民”现象。 　　 　　“汉写民”文学的文本形态问题 　　 　　 选取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汉写民”文学的代表性个案予以分析,原因有二:其一,《额》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作为我国当前长篇小说的最高文学奖项,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学术批评话语相互认同的结果,其评奖标准或价值尺度对当前文学创作具有某种“示范”或引导作用;其二,这种“示范”性文学评价标准可以折射出其他“汉写民”文学的某种不足或欠缺。巧合的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冉平的《蒙古往事》、红柯的《乌尔禾》、范稳的《水乳大地》同时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额》的最终胜出说明:选取《额》作为分析个案,具有上述双重意义。 　　 霍米?芭芭认为,民族是一种叙述。选择怎样的讲述方式则与该民族的文化特性密切相关。“汉写民”文学作为对少数族裔文化的书写,必然要在少数族裔文化河床中汲取创作资源。《额》讲述的是我国鄂温克族在现代性转型中的“家族史”。“鄂温克(Evenki)”族意为“从森林走向草原”的民族,有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在长期的口耳传承中形成十分丰富的口头文学或民间艺术,“说”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表达和认知方式,《额》的开头叙述者就说:“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以“说”而非“写”的方式讲述故事就契合了鄂温克族的文化传统。作为叙述者,“我”特别凸显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叙述的回顾性质:“我是鄂温克女人,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这样就使“我”在追怀或想象一段已逝去的历史时,能够进入民族漫长的时空隧道,畅游在被记忆复活了的民族历史层面,赋予原本静态沉寂的历史以斑斓的色彩和丰富的内容,所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在《额》中至少有以下几种意义:(1)传统的历史书写都是“全称的历史”,是由男性或统治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去书写,是霸权话语的产物,边缘民族往往被纳入主流民族历史的建构之中,成为主流历史的陪衬,甚至被有意忽略。而《额》由女人(民间),即民族历史的真正参与者来叙述则是强调历史的有限性,是对民间历史的打捞和历史民间性的回归,彰显出男性为象征符号的社会现实法则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