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崇高”.docVIP

“悲剧”与“崇高” 　　悲剧和崇高是戏剧的代表性主题,也是一对有区别却又紧密相连的美学范畴。悲剧着眼于表现个体命运、理想的陨灭,其情感源于个体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苦辣酸甜,重在表现一己之“悲”;而崇高则重在以一己反观群体的命运、兴衰荣辱,其情感源于个体投射到族类总体的生命律动,是作为群体总体性的力量源泉的感召,是个体在履行并超越这种力量的感召中历尽磨难而产生的特有的敬仰与升华的心理活动,重在通过个体反观群体之“壮”。可以说,悲剧和崇高各有侧重,却有深刻内在联系,如《俄狄浦斯王》是命运悲剧,命运之神的冥冥安排注定了俄狄浦斯王的“弑父娶母”的神谕确证,主人公被置于人的意志与命运的不可捉摸之间,愈抗争就愈加速走向毁灭,但从另一角度而言,俄狄浦斯王反抗命运却恰恰一步步进入命运安排时,也反映出一种生命的壮美。《哈姆雷特》是性格悲剧,“to be or not to be”之间的徘徊,生与死、意志与宿命、复仇与理想,彷徨于这些对立力量的思索、踌躇、延宕是推进悲剧的驱动力,另一面哈姆雷特背后的争取王位的意志也不失为一种崇高。 　　悲剧和崇高作为代表性的戏剧主题,单个戏剧往往选择其一来着重表现。因为单一不变的主题保障了戏剧的完整性与统一性,也是确保情节推进的前提,在创作过程也较为得心应手。有单一就有双重,而且悲剧和崇高二者又密切相关,所以从来不缺少二者出现在同一部戏剧中的情况,只是处理起来较为困难。悲剧和崇高的内在关联也决定了二者之间嬗变的可能,那么二者如何共存于一部戏剧中,又如何演变,更重要的是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笔者以《下南洋》作为一个范本,分析悲剧和崇高两种主题的位移与嬗变。 　　《下南洋》乍看很容易联想到其固有的“家国天下”宏大叙事模式,相比于此,笔者更关注的是其着力表现的单一个体生存境遇,以及在被存在主义大师们称为“偶在个体”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呈现的悲剧主题。个体的悲欢离合投射到“下南洋”这一民族性运动中,从而汇流成为和走西口、闯关东并列的近代史上民族国家的区域大迁徙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南洋”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1.作为“求生存”角度上的个体“下南洋”;2.宏大叙事角度下个体作为国家民族一份子的“下南洋”。对应于上述两个层面上的“下南洋”,其主题也有两重,前者对应的是个体“求生存”过程中的伦理困境:善何以致使“恶”?后者对应的是个体叙事如何与宏大叙事合拍:悲剧如何上升为崇高?两个层面是递进和嬗变的关系,也正是分别对应悲剧和崇高两种戏剧主题。确切地说,从“悲剧”到“崇高”的主题的位移关系才是本文着眼所在,也正是这一潜在的主题转换才使得本剧不仅表现了个体人物命运的喘息和挣扎中闪现着人性的光辉,更重要的是“下南洋人”的“一己命运”的个体观念如何自然而然地过渡转换为“家国天下”观念,且顺理成章、水乳交融。前者是一己之“悲”(悲剧),后者是群体之“壮”(崇高)。 　　一、“下南洋”:个体“求生存”的悲剧,善何以致使“恶” 　　艺术关注的只能是微观视角的“这一个”的生存境遇和生存体验。因此,下南洋首先是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下南洋的个体实践者,是每一个求生存者步出的血泪史,这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成长史、生存史。“新婚三月的青年文昌”依依不舍渡海南下谋生只是为了妻儿的生存、家庭债务,任何人都会相信这是求生本能,是生计所迫,如果此时高唱下南洋的国家民族意义,那是苍白而滑稽的。矿工、鞋匠、服务生、卖唱、乞讨……尽管卑微、潦倒,但却表现出个体自我生成过程中的生命意志。青年文昌是幸运的,不但从九死一生的偷渡罐子船中死里逃生,更是获得一位小姐的善心救助,并获得垂青留在餐馆服务,观众似乎也在为他的幸运感到欣喜,然而正是这份幸运导致了“悲剧”的开始。“下南洋,十年不归,老了娇妻死了娘”,妻子“琼娘”只身寻夫,偶遇丈夫文昌并“质问”其抛妻舍子的缘由,回答是:返回途中银两被盗、又偷偷溜走却恰逢恩人病逝……种种“偶然”因素导致青年文昌并未能返回到海南琼娘身边,而这种偶然的因素是不可抗拒的,甚至只能用冥冥注定来解释。而文昌又心怀恩情留在南洋,可以说,“善”理念之间的抉择导致的不完满正是本剧的戏剧冲突所在,对琼娘的“情爱之善”和对星姐的“恩情之善”的抉择是悲剧产生的根源,二者都是“正当”的,都是善的,然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种伦理抉择的困境使任何深陷其中的个体都难以选择,关键是“必须”也“不得不”承担(正是这个意义上萨特言“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由此带来的一切结果,包括褒义的“成果”和消极贬义的“后果”。这种伦理冲突及其抉择的艰难是个体存在的尖锐极端状态,也正是本剧悲剧性因素的关键所在,这就导致文昌同时伤害了两个分别带有孩子的母亲,更重要的是其所有出发点都是“善好”的,或恩情或爱情或亲情,根本上都是善念的出发点,而非为了“一己之私”。关键在于当两种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