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财产法在新世纪中面临挑战.docVIP

民事财产法在新世纪面临挑战 　　前　言 　　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Jules Verne，因为准确的描绘了人类登陆月球的情景而闻名于二十世纪，在各种科技正以加速度改变整个世界的今天，我们可能需要十数倍于Verne的想象力，去预测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面貌，以及民事财产法的响应，那当然远远超过了这篇小文的负载能力。还好在世纪即将交会的此刻，一些可预见的变化已经浮现，也足够我们去思考，民法有没有作好至少初期的准备。历史让我们乐观的相信，概念体系达到相当成熟度的民法，有能力适应累积式的社会变迁，欧陆第一代的法国、奥地利民法典，第二代的德国、瑞士民法典[1]，都通过了世纪的考验。而若再追其源头，则古罗马的查士丁尼法典内涵的诸多制度，更是历千禧而弥新。我国民事财产法继受的是第二代的欧陆法典，在台湾扎扎实实的施行了半个多世纪，也终于在世纪末几近完成全部的调整，故我们确有理由相信，未来民法在规范技术层面，仍将继续扮演台湾法律体系领航者的角色，值得观察的，毋宁是最近二十年公法的发展与第三领域的出现，在理念和方法上对民法的冲击，乃至某种程度的使其「工具化」；以及在全球化趋势下，随着法系藩篱的逐渐模糊，民法中频频出现的异种接枝。台湾民法能否在法律体系的溶解重组过程中找到适当的定位，在理念上和其它法律领域，乃至其它法律家族更兼容的并存[2]，将直接关系到它继往开来，响应未来社会挑战的能力。以下即分从几个面向略加论述。 　　一、交易结构的改变 　　新世纪将延伸本世纪末期已经开其端的「私化」（privatization）风潮，在交易的主体和标的上，不断扩展。不论公营事业的民营化，机关组织的财团法人化或单纯的业务委外，都使国家在引进民间活力的同时，受到的规范也从公法扩张到私法，乃至「遁入」私法，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将以更复杂的方式纠结在一起[3]. 　　另一方面，在交易的型态上，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结合所创造的电子商务，未来在企业对企业（B2B）方面可望跃升为交易的主流[4]，即使在企业对消费者（B2C）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潜力。目前电子商务已经有相当发展的，至少涵盖了电子支付系统、网络出版与数字图书馆、网络行销、网络银行、网络理财等[5]，其间产生的契约成立问题－该采发送主义、到达主义还是了解主义[6]，电子签章问题－是否该纳入法律行为的成立或生效要件[7]，以及数字财产权的承认问题等[8]，都有待民法在相关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做系统性的响应。 　　网络社会一旦成形，更深层的改变将是时空象限的突破[9].如果说反映农业社会交易形态的第一代民法，基本上还不需要区分负担和处分行为（意思主义），到了多层分工、大量生产的工业社会，却难免捉襟见肘的话；以德国民法为典型的第二代民法，虽已可用高度抽象的法律行为概念来处理远距和未来物的交易[10]，但它是不是足够应付二十一世纪网络社会的虚拟产品交易，架构在旧时空象限上的时效制度、交付原则或法律行为基础理论，又需要何种补充，甚至根本的改变，都还不得而知。十九世纪的Pandekten学派在坚守形式概念的同时，面对扑天盖地而来的工业革命浪潮，仍能发挥创造与整合能力，而使其创造的体系保有响应的弹性[11]，这或许也是二十世纪民法学者，面对一个交易结构快速转变的新世纪，不能回避的使命。 　　二、主客体差序格局 　　理念上可溯源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民法典，最大的特色就是消除了罗马法在权利义务主体上鲜明的差序格局[12]，仅保留了行为能力的差异，民法树立的「人像」，基本上是一个平均的理性人，无分强弱智愚，人的主体性也和物的客体性完全对立，故人与人间只能有「请求」，而人与物间则为「支配」；人格权不得作为处分标的，物则以任意处分为原则[13].到了二十世纪，为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差距，如消费者在信息结构上处于弱势，农民和劳工在谈判能力上处于弱势，虽在立法上有「从契约回到身分」的辩证发展，但多半是另以特别法去作调整，并未对民法典上的主体平等性与主客体对立性作基本的改变[14]. 　　这个民法前提性的决定（或假设），在生命科学引领的新世纪很可能必须重作调整。事实上我们在二十世纪末叶已经闻到了高龄社会到来的浓厚气息，医学让人的生命全部或「局部」的延后结束，人瑞、失智、渐冻、植物，各式各样的生理上的「非自由人」和「半自由人」，将在新世纪占了总人口的相当比例。日本的立法者即针对此一发展，决定在现有的禁治产（心神丧失）和准禁治产（心神耗弱和浪费）两种类型之外，再对高龄痴呆者增列第三种类型，分别设计「监护」、「辅佐」与「辅助」三种制度[15]，但是否足以应付不同情形的需要，仍有待观察。 　　基因科技的突破，更使科学家扮演起上帝的角色，这种将主体当作客体的操作（subjekt-objektiviert-operational）[1